檢索首頁·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精講·第二篇 散文、辭賦、駢文專卷 下冊·中國古代辭賦與駢文

辯證思維告知人們，宇宙萬物萬事均有自己的演變經歷。我國文學史上出現的諸多文體，概莫能外地經歷了發生、發展和衰微的過程。駢文，當然也不能例外。以下略述三個問題：

(一)駢文發生、定型與興盛

所謂駢文，就是駢體文，也稱駢儷文。這是因為它全篇均以雙句(即儷詞偶句)為主，兩兩相對，有如并駕的兩匹馬。所以叫它為“駢文”。駢者，兩馬并駕之謂也;儷者，為夫妻成雙之稱。這就是“駢文”這個稱謂之由來。

駢體文的發生與成立，當然經過一段演變過程。一般認為，東漢以來，文章開始駢偶化。其實，如論駢偶之源流，比這更為久遠。文章對偶句的出現，可上溯至《尚書》和先秦諸子散文。在《論語·衛靈公》中，就有“言忠信，行篤敬”這工整對仗的句子;常說的“滿招損，謙受益”的對偶句，就出在上古散文集《尚書·大禹謨》之中。特別是秦代李斯《諫逐客書》，其中對偶、排比句達十之七八，駢化已至相當程度，故后世尊它為“駢體之祖”。不過，這不是普遍現象，真正使文章駢化，卻開始于漢代的辭賦。西漢后期，及至東漢，不僅辭賦駢化趨重，而且在散體文中也加深了駢儷化。至此，它還只是作為一種文章修辭手法而已，并未普遍化和標志化，更未成為一種獨立的文體。近人劉師培在《論文雜記》中說：“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望，致文體迥殊于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著，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之文，亦用偶文之體。”這說明文章駢儷化，正在逐步向駢文之體移進。魏晉之后，它已日趨定型化;南朝齊梁之世，更臻精工，達到完全成熟階段。至此，駢文的幾個標志性因素，如文句的排偶、辭藻敷設、典事運用和聲律講究等，都集中體現在當時的各種文章之中。駢文發展到南北朝庾信時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有人認為，人們將歷來積累的偶對、用事、敷藻和聲律等成果，運用于詩，則出現了“宮體詩”;運用于文，則成為駢體文。王瑤在《徐庾與駢文》中，曾說過：“徐庾主要成就，即在將宮體詩所運用的隸事聲律和緝裁麗辭的形式特點，完全巧妙地移植到‘文’上;使當時的駢文凝固成一種典型的文體，而成了后來唐宋四六文和律賦的先導。”王氏將駢文定型化之因及時期，全部歸之于徐庾的移植之說，是否完全符合駢文發展的實際，當作別論，但指出詩與文在用事、對偶和聲律方面的互動與滲透的事實，是可取的。至于駢文定型之功在于誰和在何時的判斷，尚可再說。

南北朝是崇尚駢儷的時代，駢文這種特別重視形式美的文體，受到了當時統治者和廣大文士們的普遍歡迎。于是，文壇上駢體盛極一時，不論詩文或辭賦均趨于駢化，甚至日常應用文，包括政府文告和私人書札等，莫不駢四儷六，出現了駢文畸形發展的現象。

對于這個時期的駢文如何評價，歷來有不同看法，不少人持完全否定的立場，但近些年來，出現了一些比較客觀的評議。比如有人在批判了它在內容上思想價值不高的同時，也指出：“單就形式美來說，對文學發展來說，也還是一個成就，因為沒有南朝文士的講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學。”(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二編)。其實，從駢文的發展過程、駢文的總體趨向和駢文對后世文學影響等方面，加以綜合剖析，似乎不難得出一個比較公允的評價。在南朝駢文中，也不乏裁對隸事和選聲調色等技巧運用得好，使內容與形式臻至完美的優秀作品流傳至今，受人贊賞與傳誦。

(二)、南北朝駢文之特征與作家、作品

同其他文體作一比較，駢文自有獨特之處，其主要特征有四：

第一、講究對偶。駢文要求上下兩句，語句結構并行、對偶，即除了句首句尾的虛詞，以及共有的句子成分之外，上下聯的字數要相等，句型和詞性等均須相互配對。不僅如此，它還要做到“駢四儷六”，即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且要分別“事類”屬對工整。比如：天對地、日對月、春暖對冬寒、看山對望水和佳菊對秀蘭等等。駢文的這種嚴格要求，只有我國漢字才能提供這個特殊條件。漢字是一種單音獨體的方塊字，一字一音，一音一義，非常有利于駢文構成“高下相傾，自然成對”(《文心雕龍·麗辭》)的對偶句。據《參考報》說，漢語，在世界上雖是最難學的，但對機器人來說，是最簡單的語言。英語系統共有40余萬個不同音節，而漢語卻只有1932個單節。可見，我們方塊漢字，是有不少優越之處的，將會永生。對偶，是駢文中最基本的特征。

第二、講究聲律。聲律與對偶緊密相關，因此，駢文還要求字聲平仄相對。因為對偶和用典敷藻都是“訴諸視覺的形態色澤美”，而聲律則屬于“訴諸聽覺的聲調美”(用王運熙說)。駢文聲律的基本原理與唐代律詩相似，均要做到：同音相應，異聲相配，聲音迭代，相襯相顯。駢文的聲律，形成于梁陳時代，到唐代方始定型。以 “四六四六”句型為例，其聲律規則是：

①——||，——||——;||——，||——||。

或者：

②||——，||——||;——||，——||——。

其他句型，依此類推。

第三、多用典事。所說“用典事”，就是指征引古代故事和有來歷出處的語詞。原來用典目的在于“援古證今”，是一種一般的修辭手法，在先秦詩文中也是常見的。而駢文卻把“用典”擴張為語言表達上一個標志性的特征。但駢文之隸事用典應有所控制，不是越多越好，而必須注意三點：一是，穿梭古今距離的頻次不能太密;二是，文章之妙，不在事事證實，用事過多，傷于板滯;三是，用典務必剪裁融化，不使露出典故原貌。

第四、重視敷藻。簡言之，文章要注重文采。就是用詞藻把文句和文章修飾得很華麗動人。因此，駢文特別喜愛描寫風花雪月、美色金玉、麗水香草和珍禽異獸等類的艷麗詞藻。這樣，往往使作品缺乏真情實感，而流于浮艷。

從上述特征看出，駢文，是一種特別重視形式美的文體。它有優點，也有缺陷。其優點，主要是：形式整飭，富有建筑美;音韻和諧，富有音樂美;語言精工，賞心悅目。但它過分追求形式整齊，往往流于單調板滯;它過分拘泥于平仄，不但影響內容的表達，而且也失去語言自然節奏的美感;它過分隸事用典，常使文章繁冗累贅，隱晦難懂，且靡麗過甚，常與情理相悖。所以，典型的“四六文”，就不及駢散相間的文章來得活潑。

南北朝時期重要駢文作家與作品：

在這個時期的大量駢文作品中，確也有一些內容比較充實，思想比較深刻，而文筆也屬上乘的佳作。如從駢賦合流角度審視，(人們將這時期的辭賦稱為“俳賦”)，其作家、作品就會更多一些。比如——

劉宋鮑照的《蕪城賦》與《登大雷岸與妹書》等。前者是憑吊廣陵的作品。鮑照借西漢曾在廣陵(今江蘇揚州)建都的吳王劉濞叛亂失敗的故事，諷刺劉宋大明年間竟陵王劉誕的割據反叛。其中將廣陵昔盛今衰作了生動對比，對于亂后荒涼景象的描寫尤為動人，頗具“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辭”(姚鼐語)。后者是南朝最早以駢體描寫山水景物的名篇。許梿評說此文“煙云變滅，盡態極妍”，富有古樸風韻。

蕭齊孔稚珪《北山移文》，也是著名的駢文。雖然它用的是“檄移”文體，實際上是一篇頗具典型性的駢文。據說假隱士周子(有人認為是周颙)，原隱居鍾山，后來奉詔出山作了海鹽令，任期屆滿入京，將便道再訪鍾山。對此，孔稚珪代鍾山神靈寫了一篇譴責性移文，對周子表示憤怒的拒訪。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開的擬人手法，使山岳草木都充滿嬉笑怒罵的聲音和姿態。在習于歌功頌德的駢文中，這是一篇難得的辛辣諷刺雜文性文章。

蕭梁江淹的《恨賦》與《別賦》等。江淹是南朝優秀駢文作家，與鮑照齊名，“恨”、“別”兩賦，是他的著名代表作。《恨賦》寫歷史上著名帝王將相、英雄烈士“飲恨吞聲”的死，取材同漢魏以來詠史詩非常接近。同樣是死，由于各人的境遇、身分不同，寫法也就不同。如寫秦始皇的死，著重寫他的功業與雄圖，以突出其“一旦魂斷，公車晚出”的無窮遺恨。寫嵇康的死，則側重刻劃他在臨刑前那種泰然自若的氣度。他的《別賦》也很別致。它寫了壯士、劍客、道士和情人等各種不同人物的“黯然消魂”的別離，或臨刑銜涕傷神，或別后四季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纏綿往復，寫得豐韻多姿，富麗高華。

蕭梁劉勰《文心雕龍》。這是一部用駢體寫成的我國第一部體系最完整、結構最嚴密的系統論述文學理論的專著，此書寫成于蕭齊末。全書十卷、五十篇，分上、下兩編，其內容除了最后一篇《序志》之外，其余四十九篇，除序言外，大體可分四大部分，即：總論(1-4篇)，文體論(5-25篇)，創作論(26-43篇)和鑒賞論(44 -49篇)。“這樣完整的理論體系，這樣嚴密的寫作結構，占有材料之豐富，探索問題之廣泛，是空前未有的”(《文心雕龍注·出版說明》)。書中比較全面地總結了前代的文學現象，提出若干很有見地的觀點，把文學理論批評推向新階段，成為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的杰出著作。但在“征圣”、“宗經”等問題表現了思想局限;在論及麗辭、用事和聲律等方面，也未能擺脫當時文風的影響。

南北朝時駢文、俳賦成就最高的作家是北朝的庾信，《哀江南賦》是其主要代表作。所取題材，類似他的《擬詠懷》組詩，都是他晚年寄寓北周懷念故國、自悼身世的作品。賦中追記了他的身世，詳述了“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西魏所滅和梁敬帝為陳霸先篡位等一系列史實，有揭露、有譴責、有懷念，感情沉痛，文辭凄惻。他的這篇賦同顏之推的《觀我生賦》，同為人們所贊揚，是“梁末史事的實錄”，具有史詩意義。庾信的另外一些抒情小賦，善用比興手法，技巧成熟，成就很高。如《枯樹賦》、《小園賦》等，歷來為人傳誦。特別從《小園賦》，看出作者善于在駢文中運用白描手法的高超技巧。

除上述各家之外，還有劉宋謝惠連的《雪賦》和謝莊的《月賦》，風格清新雋永，素為后世所稱道。徐陵的駢文在梁代，曾與庾信齊名，是南朝最后一名駢文大家。他的《玉臺新詠序》，正體現了駢文“五色相宜，八音迭奏”的特色。

此外，還有一些歷來為人傳誦、帶有駢化了的書札短篇名作，比如：

蕭梁陶宏景《答謝中書書》云——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云，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 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蕭梁吳均的《與朱元思書》，也很有名。這一書札，幾乎通篇駢句，但風格雋秀，并無繁冗堆砌、浮華艷麗之疵瑕。這是一幅摹繪居處山水勝景的水墨畫。

這兩篇作品形式上雖稱“書札”，實際上，它們都是我國以駢體寫出的較早的游記文。

梁代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更是著名的書札佳作。這原是一封以駢體寫的勸降書。投書對象為陳伯之，曾歷仕齊、梁兩朝，后投奔北魏。梁武帝天監四年(505)命臨川王蕭宏率軍北伐，宏即命紀室丘遲作書勸陳返南，并收到了“陣地歸降，率軍返梁”的良好效果。為什么一紙勸降信，能有如此巨大力量呢?只要大家親讀此書，即知此說不謬。

(三)、唐宋駢文之新變與延續

①唐代駢文：

首先，從初唐至盛唐，這個時期的文風直襲六朝。

在詩壇上，雖有初唐的陳子昂革新派和“初唐四杰”改進派的大力倡導和實踐，終于甩掉了“上官體”的梁陳舊風，端正了唐詩的發展方向。但是，在文壇上，仍大揚六朝余波，盛行講究辭采的“四六”駢文和限韻的應試律賦，并成為當時文壇的統治文體。唐太宗功業顯赫，而為文卻仍學徐庾體;連具有熱烈革新精神的陳子昂、魏征等人，文字應酬和一切奏章，還是以駢體寫作。“初唐四杰”成就最大的王勃，駢文作品的精工，卻超過了六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庾信)駢偶之文，則集六朝之大成，而導“四杰”之先路。”果然，王勃竟成為這個時期駢文作家的重要代表者之一。他用駢體所作的《秋月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省稱為《滕王閣序》)，成了傳頌不衰的名作。

初、盛唐之際的重要駢文作家還有：

當時號稱“燕許大手筆”的玄宗時中書令、燕國公張說(yuè悅)和開元間居相位的許國公蘇颋(tǐng艇)，都是朝廷重要文件的撰作者，在諸多文章中，不少都是用駢體寫成的。

一些在古文運動中，曾是竭力反對駢體文的作家，如盛唐的李華和稍后的柳冕、韓會等人，雖然在古文倡導與實踐中取得了成就，但在一般應用文字中，仍未能同駢文完全脫離干系。

其次，在中古文運動中，駢文也發生了變革，出現了一種新體駢文。

“駢變”的先驅者，是盛中唐之交的劉知幾和陸贄。而韓愈正是陸贄的“科舉所取之士”，彼此關系密切。陸贄撰有若干有影響的駢文名作，其中《奉天改元大赦制》就是一篇能使驕將悍卒也為之感激涕零的“罪己詔”，行文舒卷，一氣流轉。在這里，傳統駢文那種刻意經營痕跡和浮艷詞藻都不見了，很有生氣。

中唐駢文新變的主將，也正是古文運動的領袖韓愈與柳宗元。

人們會感到不解，以古文奠基者名世的韓、柳，怎么又成了駢文的革新家?是的，人們常說的“唐宋八大家”，一般均認為是散文大家，殊不知他們同時又是駢文大家。對于后者，后世缺乏應有的研究，他們駢文成就為散文之名所遮蓋。直到近年來，才出現有識之士的研究文章。據一些研究者的不完全統計，唐代韓、柳二家，僅就碑志、書啟和表狀三類文章的統計，二家合計373篇文章，其中駢文約占40%左右，柳文中的駢體比例大于韓文，約占一半以上，韓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他們在碑志、雜記文中，大都用散體，而在書啟、表狀文中，則絕大部分用駢體寫成。宋代六家(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和“三蘇”)也有類似情形。

唐宋八家駢文多半屬于變革后的新體駢文。其標志有四：一是融合古文的氣格，使駢體發生“一振”之變;二是也講麗辭修飾，但又刻意避俗就新，詞氣質直，用典少而醒豁;三是，常借嵌入虛詞，帶動文句和行文，使其具有流轉的節奏感;四是，堅持駢文不用韻，(至少不全篇用韻)，以便同用韻的辭賦區別開來。后人將韓柳(何止韓柳)一些“非賦似賦”或“非駢亦駢”之文，如韓愈《進學解》、《送李愿歸盤谷序》和柳宗元的《答問》等，常跨選本編人，或者在文體歸屬上爭訟不休，其根子就在于此。

唐宋八家的新體駢文，對于古體駢文，是一種范式的變換，它開啟了橫跨唐宋兩代，乃至后世千秋萬代的新文風，影響至巨至深。

中唐新體駢文主要擔當者韓愈與柳宗元，均有不少其有代表性的作品傳世。韓文中的《為裴相公讓官表》、《為韋相公讓官表》兩篇作品，真正代表著完整、規范意義的韓愈駢文。而柳宗元的駢文，雖然有所變異，但“不失六朝規矩”，產出既多，受后世歡迎者亦眾。比如《永州新堂記》、《龍安海禪師碑》、《為王兆京賀雨表》和《謝西川武相公啟》等，均為名篇。柳宗元的“廳壁記”中，同是以駢體出記，但少年作品《邠寧進奏院記》同后來所作的《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就各具特色：前者乃作家身處廟堂之作，駢體以精整見長，“燕許舊規，亦宏壯可喜”(清人何焯語);后者則駢散兼行，揮灑自如，“森嚴鉅麗，是大手筆”(蔣之翹語)，明人唐順之也說：“通篇無一浮語”。柳文中的“啟體文”，往往繼承書札陳情求告的主題，出之以駢文形式，注入自己的感情和希望，使“啟”的一般應酬性質發生了改變，取得意外效果。這里的典型作品就是《上西川武元衡相公撫問啟》。文中巧用孟明、曹沫連遭敗績的明典，又引了范睢、孫臏兩個東山再起的暗典，既致慨于當下，又寄望于未來，多種感情與心態注于一文，感人至深。

唐代的新體駢文，隨著古文運動的逐漸衰微而失去勢頭，加上社會的原因，那種形式華麗，內容空泛的“四六文”，又乘機反撲，在晚唐文壇重新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段時間，從晚唐開始，經五代十國至北宋初期，共歷100余年。

②宋代駢文：

自從趙宋當國，宋初文壇承襲唐末、五代余習，駢文盛行。徐鉉、楊億和劉筠等人，都是當時的駢文大家。他們的作品恪守晚唐規矩，寫得比較典雅莊重。但仍然流露著虛美與夸張，造成了浮靡的文風，因此，盡受古文家的抨擊。

北宋中期，文壇出現了以歐陽修為首的歐、王、蘇三大古文家。在取得古文改革勝利中，他們對駢文也進行革新，使宋代駢文帶有自己的時代特色。這以后的發展，大體有這樣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北宋后期——宋式駢文新風之肇啟。

這時期朝廷文誥和奏章等文字，大都用駢體寫成。當歐陽修經手這類文字時，則大力倡導以古文氣勢，運用駢儷之句，盡量讓駢文向散文靠攏。蘇軾、王安石等仿效其體，于是，使宋代駢文很快具有新時代的體格，不僅不同于六朝駢文，與唐代駢文也有了很大差異。如歐陽修的《上隨州錢相公(惟演)啟》，是公認的名篇，其佳處在于：它從歐陽公早期駢文的“雕繪紛華滿眼”風格中跳了出來，成為高步瀛所說的“言情運事皆佳，然已純為宋調矣”;后學蘇軾和王安石等人的仿歐風格的駢文紛紛出現，使宋一代的駢文開啟了新風氣。

這里著重介紹王安石的祭文名篇《祭歐陽文忠公文》。歐陽修是王安石當年的引薦者又是后來的政治反對者，面對如此復雜的祭奠對象，怎么寫好這篇祭文，眾人拭目以待。而作者卻鎮定地以自己獨有的“拗折”手法(包括議論拗折和抒情拗折)將情與理的矛盾，加以妥善的處理，從而寫出了千秋傳頌的祭文名構。它得到了古今名人的稱賞。明茅坤認為：“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第二時期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前期——破除“四六”舊格，駢文散化了。

這個時期的宋駢文有個顯著特點：破了四六舊格，多用長句。宋人謝伋《四六談麈》云：“四六施于制誥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讀，多以四字六字為句。宣和多用全文長句作對。如“以二百五十畝公田之入，盡歸酒姥之家;為三萬六千日醉鄉之游，獨占地仙之籍”。他們中有些駢文，多用虛詞，更使文章散化了。

第三時期是南宋后期——散體化的宋式駢文仍在延續。

這時人們作啟修表上書，仍在大量借助于駢文。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方岳和李劉等人。《四庫全書總目》對他們的作品，均加以肯定與贊揚。認為方岳用駢儷之法來敘事，是件難辦之舉。但在《兩易邵武軍謝廟堂啟》中，雖用了四六句，而“不用古律，以意為之，語或天出”。

實際上，駢文不單單在南宋文壇上延續，而且在元、明、清各代都在繼續流傳著，在清代還出現過駢文中興。唐宋的古文運動恢復了散文的傳統地位，改變了駢文一統天下的局面，但由于駢體本身在客觀上有著自己的存在價值，因此，雖然屢屢受到非難與打擊，被排斥在文苑之外，可是，在應用范圍內一直是古代官吏與文士們習用的文種。故而不斷打擊，不斷“死灰復燃”，六朝繁盛之后，不僅沒有泯滅，而且時有“中興”現象出現。其實，駢文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是應當采取積極態度，作出全面研究，深人剖析，加以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