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唯心否 明送實留——說韓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地。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茍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愈的這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不過一百幾十個字，卻言外見意，耐人尋味，長期以來被選入各種古文選本，是大家公認的佳作。

這篇文章的題目，有些版本(如“五百家注”本)有“游河北”三字，有些版本(如“考異”本)卻沒有。從內容看，的確是送董邵南游河北。因而要弄清董邵南游河北是怎么回事，韓愈是否贊成。

當時的河北是藩鎮割據的地方。《新唐書·藩鎮傳》中說：“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叛將，護養孽萌，以成禍根。……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余年，卒不為王土。”韓愈是堅決主張削平藩鎮、實現唐王朝的統一的。因而在他看來，如果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鎮，那就是“從賊”，必須鳴鼓而攻之。此其一。

韓愈為了實現唐王朝的統一，很希望統治者延攬人才，但在這一點上，統治者常常使他失望。所以在不少詩文里，替自己、替別人抒發過沉淪不偶的感情。他有一篇題為《嗟哉董生行》的詩，也是為董邵南寫的。詩里說：“……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邵南隱居行義于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征租更索錢……”全詩在贊揚董生“隱居行義”的同時，也對“刺史不能薦”表示遺憾。這位董生隱居了一陣子，大約不安于“天子不聞名聲”的現狀，終于主動出山了。但是“舉進士”，又“連不得志于有司”。對于他的“郁郁不得志”，韓愈自然是同情的。此其二。

然而，這位因“隱居行義”而受到韓愈贊揚的董生，卻由于在唐王朝“不得志”，竟然要投奔藩鎮去了。當他臨行之時，韓愈要寫一篇序送他，看來很難措辭。贊成他去嗎，那就違背了自己一貫的主張。聲色俱厲地“責以大義”，阻止他去“從賊”嗎，那就變成了“留行”，不合“送序”的體裁;何況對于“懷抱利器”而無處施展的董生畢竟是同情的，不忍太嚴厲。

“惟陳言之務去”的韓愈寫文章常常是因難見巧的。這篇短序的構思、造語，就相當“巧”。

一上來先贊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著即敘述董生“懷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然后兩相綰合，作一判斷：“吾知其必有合也。”這很有點為董生預賀的味道。再加上“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說：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爭取吧!

作者還嫌不夠，又深入一層說：像你這么個懷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義強仁”的人都會愛惜的，何況那些“仁義出乎其性”的“燕趙之士”呢?又將河北贊美一通，為董生賀。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確瞅對了!

這其實是些反話，所謂“心否而詞唯”。

作者在稱贊河北時有意識地埋伏了一個“古”字。為什么說“埋伏”了一個“古”字呢?因為特意在“古”字下用了個“稱”，放了些煙幕，使“古”字隱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如果不用“稱”字，寫成“燕趙古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古”字就十分顯眼，等于說“燕趙今無感慨悲歌之士”，下面的文章就很不好做。而下連“稱”字，就是另一種情況。“古稱”云云，即“歷史上說”如何如何。歷史上說“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則現在可能還是那樣，所以先就“古稱”落墨，送董生游河北，斷言“必有合”。然而“古稱”究竟不同于“今稱”。“歷史上說”“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則現在可能還是那樣，也可能不是;因而“到底是與不是”的疑問終歸要提出來。于是用“然”字扳轉，將筆鋒從“古稱”移向現實。不難看出，寫“古”正是為了“借賓定主”，為下文寫“今”蓄勢。

“今”之燕趙是不是仍“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目中，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他并不立刻否定，卻提出了一個原則：“風俗與化移易(風俗人情，跟著政令、教化的改變而改變)。”既然“風俗與化移易”，則河北(燕趙)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鎮“化”了好些年，其風俗怎能不變?風俗既然變了，變得再沒有“感慨悲歌之士”，那么董生到那里去，就未必“有合”。“風俗與化移易”的前提一經提出，分明造成了箭在弦上的形勢，眼看要作如上的推論。但作者真像在他的《雉帶箭》詩里所說的那樣：“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只提出“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的疑問而不作判斷。“今”是不是異于“古”，“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姑且拿你的出游試試看。

當時的藩鎮為了壯大自己的聲勢，“競引豪杰為謀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合”了，豈不是就證明了“今”之燕趙“不異于古所云”嗎?但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說“感慨悲歌”的“燕趙之士”“仁義出乎其性”。預言董生與“仁義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這是褒揚董生。而先“揚”正是為了后“抑”。“風俗與化移易”一句既然點出了當時掌握河北政權的藩鎮;而當時的藩鎮呢，恐怕連董生(他不能沒有忠君的觀念)也不好說他們“仁義出乎其性”吧!既然如此，那么董生與藩鎮“合”，就只能證明他喪失“仁義”罷了。“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卜”，與其說是“卜”燕趙，毋寧說是“卜”董生。“勉乎哉”云者，勉其不可“從賊”也。

作者怕董生不懂，又照應前面的“古”字，提出原為燕國大將，被迫逃到趙國，被封為望諸君，卻念念不忘燕國的樂毅來。“為我吊望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應妥善處理他和唐王朝的關系。還怕他不懂，進一步照應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還有沒有高漸離那樣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話，就勸其入朝效忠。連河北的“屠狗者”都勸其入朝，則對董生的投奔河北藩鎮抱什么態度，也就不言而喻了(勸“屠狗者”入朝還有另一層意思，下面再談)。

全文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第一段就“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立論，預言董生“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懷疑燕趙的風俗可能變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還是送他去。結尾委托董生吊望諸君之墓、勸諭燕趙之士“歸順朝廷”，仍然是送他去。總之，的確是一篇送行文字。但送之正所以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筆墨之外。

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反對董邵南游河北，但其內容遠不止此。與此相聯系，第一，向往古燕趙的感慨悲歌之士，從而指斥了當時割據河北的藩鎮。第二，反對董生游河北，但肯定他是“懷抱利器”的，“懷抱利器”、卻“連不得志于有司”，因而只好到河北去謀出路，這又流露了對“有司”的不滿，似乎在責備他們“為淵驅魚”。第三，董生明明是“不得志于有司”才投奔藩鎮的，卻委托他勸諭河北的“屠狗者”入朝作官;“屠狗者”如果真的跑到唐王朝去，“有司”會讓他“得志”嗎?在這些地方，作者不僅暗暗地責怪“有司”，而且隱隱然在向最高統治者敲警鐘。從董生的遭遇看，所謂“明天子”其實不很“明”，但作者卻希望他“明”。根據歷史記載，當時的唐王朝“仕路壅滯”，失意之士紛紛投奔藩鎮;而藩鎮呢，又“競引豪杰為謀主”，因而藩鎮益強而“朝廷”益弱。企圖實現大一統局面的韓愈，在給他曾經贊美過的董邵南送行的時候，真是感慨萬千!惟其感慨萬千，才能寫出這篇內容深廣的短文。

這篇序詞約而意豐，文短而氣長，以“古”“今”分層次，以“吾知”“吾惡知”相呼應，轉折出人意外，而脈絡又極分明。作為創作經驗，還有可資借鑒的地方，值得有志于寫好散文的人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