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叢深色花 十戶中人賦——說白居易《買花》》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值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買花》是《秦中吟》組詩的第十首，《才調集》題作《牡丹》。在寫于同一時期的《新樂府》中，也有一篇寫牡丹的《牡丹芳》，可與此詩參看：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焰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泛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皆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秾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庳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以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元和天子憂農桑，恤下動天天降祥。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今年瑞麥分兩歧，君心獨喜無人知。無人知，可嘆息。我愿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艷色。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關于中唐時期長安崇尚牡丹的情況，與白居易同時的李肇在《國史補》(卷中)里說：“京城貴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值數萬者。”白居易的《牡丹芳》和《買花》，則不僅對“京城貴游”們“車馬若狂”地“耽玩”牡丹和以高價購買牡丹作了生動的描繪，而且通過與其對立面的強烈對比，揭露了社會矛盾的某些本質方面，表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

《牡丹芳》把“元和天子憂農桑”和“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游花冠蓋日相望”相對比，從而肯定前者，批判后者。“元和天子”未必真的“憂農桑”。從正面說，上行下效;從反面說，上梁不正下梁歪。總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古老的民歌說得好：“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如果說“元和天子”真的“憂農桑”，命令他的臣子們全力以赴地抓農業生產，那么，那些“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們又哪里會“車馬若狂”，只醉心于“賞花”、“買花”呢?不言而喻，直接地揭露“臣乾谷”，實際上也就間接地批判了“上求魚”。作者之所以提到“元和天子憂農桑”，一方面是希望他這樣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只有捧出“元和天子”作為“憂農桑”的正面力量，才便于、而且敢于把那些有權有勢的“王公”們作為“憂農桑”的對立面加以否定。明乎此，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藝術構思相當巧妙。如果不加分析地給作者送一頂“美化封建皇帝”的帽子，那未免太簡單化了。

《牡丹芳》的構思特點是把“元和天子”的“憂農桑”和“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們的“尚牡丹”作對比。“憂農桑”與“尚牡丹”，這二者的對比是強烈的;但“元和天子”與“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卻同屬于封建統治階級的上層，其間的關系是“上梁”與“下梁”的關系，既非尖銳對立，因而也談不上強烈對比。把在現實生活中本非尖銳對立的人物在藝術構思中作強烈對比，就難免乞靈于抽象的議論，給這首詩的結尾帶來概念化的缺點。這種缺點在《買花》里卻并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不是拿“元和天子”和“王公”、“卿士”等等作對比，而是拿“田舍翁”和“王公”、“卿士”等等作對比。在封建社會中，“田舍翁”和“王公”、“卿士”之間本來就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因而在藝術表現上運用對比手法，就能夠形象地反映生活真實，充分地揭露社會矛盾的本質。

白居易很善于運用對比手法，通過不同人物在同一事物、同一事件上所表現的對立關系揭露社會矛盾的本質。例如《采地黃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黃。采之將何用?持以易糇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愿易馬殘粟，救此苦肌腸!”

農民忍凍挨餓，從“凌晨”到“薄暮”，只采了半筐地黃，為的是拿到“朱門家”去換些“馬”吃“殘”的糧食，“救此苦肌腸”。“朱門家”的“白面郎”不僅自己錦衣玉食，連他的“馬”也已經喂得很“肥”，還為了使它“照地光”，要給它吃補藥——地黃。那“地黃”，農民得之不易，而“白面郎”付出的代價，卻只是馬槽里的“殘粟”而已。詩人并沒有作什么說明，發什么議論，只通過對于“朱門家”與“采地黃者”在“地黃”這同一事物上所表現的對立關系的具體描寫，就把剝削與被剝削的社會矛盾揭露得入木三分，驚心動魄。

《買花》在運用對比手法揭露社會矛盾方面與《采地黃者》有類似之處，但也有變化。

從“帝城春欲暮”至“移來色如故”一大段，著力地描寫了“長安貴游”如瘋似狂地以高價“買花”的情景。其中的“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乃是關鍵性的句子;但如何理解，卻頗有分歧。有人認為上句指百朵紅牡丹、下句指五束白(素)牡丹，“灼灼”言其紅艷，“戔戔”言其微少。這樣一來，兩句就都是寫“花”，而不是寫“買花”，上面既與“相隨買花去”、“酬值看花數”脫節，下面又與“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不合。從章法上看，“一叢深色花”，顯然上承“灼灼百朵紅”;而這“百朵紅”在前面既沒寫明多么值錢，結尾又怎么會突然冒出“十戶中人賦”呢?何況，如果“五束素”指的是五束白牡丹，又分明無法包進“一叢深色花”里去，豈不是節外生枝!“深色花”，指的是紅牡丹。當時長安崇尚紅牡丹和紫牡丹，而白牡丹則遭到人們的賤視，很不值錢。所以白居易做贊善大夫這種冷官的時候，曾以白牡丹自比，作詩說：“白花冷淡無人愛，亦占芳名號牡丹;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還喚作朝官!”很清楚，“戔戔五束素”一句在意義上并不是與上句雙線并列，以白牡丹對紅牡丹;而是一線貫串，說明“灼灼百朵紅”的價值。《易經·賁卦》有云：“束帛戔戔。”根據舊注：束帛，即五匹帛;戔戔，“委積貌”，即堆積起來的樣子，與通常作“微少”講的用法剛好相反。白居易的“戔戔五束素”，顯然從“束帛戔戔”化出。“素”，也就是“帛”;“五束”，就是二十五匹;戔戔，是形容二十五匹帛的龐大體積。“灼灼百朵紅”的價值是“戔戔五束素”，其昂貴何等驚人! 《新唐書·食貨志》里說：“自初定‘兩稅’時，錢輕貨重，……絹匹為錢三千二百。”白居易寫這首詩的時候，正在實行“兩稅法”，“一匹絹(也就是“素”)為錢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就為錢八萬。一本開百朵花的紅牡丹竟然售價八萬，這是不是有點夸張呢?和《國史補》記載的“一本有值數萬者”相印證，白居易在這里并沒有借助藝術夸張，而是老老實實地寫實。藝術創作是可以運用夸張手法的，但在一本花究竟值多少錢這樣的問題上，卻不宜夸張;一夸張失實，結尾的“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就沒有說服力，整個作品也就不可能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白居易在《新樂府序》里說：“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正是這個意思。

“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已為結尾埋下了伏線。“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兩句承上啟下，同時也表露了作者的思想傾向。“人人”并不是指普天下的一切人，而是指“帝城”中的統治者、剝削者，也就是《牡丹芳》里所說的“王公”、“卿士”、“貴公主”、“豪家郎”之流。下面的“此嘆無人諭”，則與這里的“人人迷不悟”一脈相承，在章法上取得了內在的聯系。

從“有一田舍翁”至結尾，其寫法與《重賦》的末一段異中有同：后者寫被勒索得衣不蔽體的農民因“輸殘稅”而看見了“官庫”里堆積如山、行將腐爛的繒帛絲絮，憤怒地控訴“貪吏”們“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前者則寫一位“田舍翁”來到買花處，目睹了“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的情景，發出了深長的嘆息，而沒有發表什么意見。他為什么嘆息呢?“迷不悟”的“人人”是不會理解的;而作者卻能理解，那就是：“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兩句詩，不僅說明了牡丹的昂貴，而且說明了買花錢的來源。一開頭，詩人就用“帝城春欲暮”一句既點明地點、又點明時間。在“春欲暮”的時候，農民們正披星戴月、忙于農業生產，而“帝城”中的富貴人家卻“喧喧車馬度”，“相隨買花去”，為了買得“灼灼百朵紅”，不惜揮金如土。他們既不從事生產勞動，又不干任何正事，那么他們的金錢是哪里來的呢?這只有深受剝削之苦的“田舍翁”才了解得最清楚。詩人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把“田舍翁”從啼饑號寒的農村引入紙醉金迷的“帝城”，通過他的一聲“長嘆”，深刻地揭露了“買花”者與買花錢的實際負擔者之間的尖銳矛盾，又以“獨長嘆”的那個“獨”字與“人人迷不悟”形成強烈的對比，對“田舍翁”的對立面給予有力的鞭打。

在當時的“帝城”里，以高價“買花”，這是“家家習為俗”的普遍現象，誰也不注意它有什么社會意義。柳渾寫了“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的詩句，不過是自嘆錢少，買不起那么高貴的花兒罷了。白居易卻從中看出了、并且尖銳地反映了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引人深思，發人深省。這關鍵不僅在于藝術修養的高低，還在于詩人的心是否和農民相通、是否敢用自己的詩歌創作反映農民的心聲。

《重賦》中的“官庫”、《采地黃者》中的“地黃”、《買花》中的“買花”，都是詩人用以集中矛盾的焦點。通過特定的焦點反映出來的矛盾既有獨特性，又有普遍意義。比如在《買花》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矛盾通過“買花”這一焦點表現為“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很有獨特性。正是這種獨特性，給這首詩帶來了獨創性。對于驕奢淫佚的統治者、剝削者來說，需要“買”的東西何止成千上萬，“買花”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端而已。然而僅僅買“一叢”牡丹花，就揮霍掉“十戶中人賦”，那么要填滿所有統治者、剝削者的欲壑，又將揮霍多少!農民負擔的“賦稅”，還有減輕的希望嗎?還有納完的日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