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傷民病痛 不識時忌諱——說白居易《輕肥》》原文|注釋|賞析|匯評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輕肥》一作《江南旱》，是著名組詩《秦中吟》十首的第七首。作者在序里說：“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為《秦中吟》。”又在《傷唐衢》詩里說：“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這說明了《秦中吟》的主要特點：第一，其題材來自耳聞目見、感動過作者的社會生活;第二，作者以“但傷民病痛”的激情，“直歌其事”，無所“忌諱”;第三，“一吟悲一事”，寫得很集中。正因為這樣，就惹得“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而千百年來的勞動人民，則可以從中汲取改造現實的精神力量。作者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一詩中說：“十首《秦吟》近正聲。”可以看出，他是把反映人民“心聲”的詩歌稱為“正聲”的。他一再聲明《秦中吟》的創作是“但傷民病痛”、“惟歌生民病”，就可以證實這一點。在封建社會里能夠做到這一點，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對于同情人民的詩人來說，“民病痛”本身已經可“悲”，反映“民病痛”本身，已經可以寫出好詩，但在階級社會里，“民病痛”常常是“民”的對立面造成的。因此，揭示這個對立面，就可以從矛盾雙方的強烈對比中充分地表現出社會的不合理，就可以使人加倍地感到“民病痛”的可“悲”，其作品就具有更強大的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秦中吟》組詩的現實主義精神，正表現在這里。

《輕肥》這首詩，韋縠《才調集》題作《江南旱》，它正是寫“江南旱”的。“旱”這種天災，當然可以造成可“悲”的“民病痛”。詩的結尾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豈不可“悲”!但細讀全詩，就可以看出這“一吟”所“悲”的“一事”，并不僅僅是由于天“旱”而“人食人”;其深刻之處在于，還揭示了與此既相聯系、又尖銳對立的另一面：“輕肥”。

“輕肥”一詞，取自《論語·雍也》中的“乘肥馬，衣輕裘”，用以概括豪奢生活。那么，詩人所寫的是什么人的豪奢生活?什么樣的豪奢生活?又是怎樣寫的呢?

開頭四句，先描寫，后點明，突兀跌宕，繪神繪色。“意氣”之“驕”，竟可“滿路”，“鞍馬之光”，竟可“照塵”，這不能不使人驚異，正因為驚異，才發出“何為者”(干什么的)的疑問，從而引出了“是內臣”的回答。“內臣”者，宦官也。宦官不過是皇帝的家奴，憑什么有“驕滿路”的“意氣”、“光照塵”的“鞍馬”?這仍然不能不使人驚異，于是自然而然地引出下兩句：“朱紱皆大夫”——這是掌握政權的;“紫綬悉將軍”——這是掌握軍權的。宦官這種腳色竟然“朱紱”、“紫綬”，掌握了政權和軍權，怎能不“驕”?怎能不“奢”?“夸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兩句，與“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前呼后應，互相補充，寫得很形象。作宦官的，居然“朱紱”、“紫綬”，值得“夸”;公然“赴軍中宴”，更值得“驕”。“走馬去如云”，就是“驕”與“夸”的具體表現。“驕滿路”的“滿”字“光照塵”的“照”字，以及“去如云”的“云”字，又以鮮明的形象表現出“赴軍中宴”的“內臣”不是一兩個，而是一大幫。

“軍中宴”的“軍”不是一般的軍隊，而是保衛皇帝的“神策軍”。作者寫這首詩的時候，“神策軍”由宦官管領。宦官們之所以為所欲為，莫敢誰何，就由于他們掌握了禁軍，進而把持朝政。詩人通過宦官們“夸赴軍中宴”的場面揭露其“意氣”之“驕”和所以“驕”，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義。

前八句，通過“內臣”們“夸赴軍中宴”的場面主要寫“驕”，但也寫了“奢”。寫“奢”只用了五個字——“鞍馬光照塵”，卻稱得上“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鞍光可以照塵，其華貴可知;馬光可以照塵，其飼料之精可知。鞍、馬尚且如此，何況其他!緊接著的六句詩，通過“內臣”們“軍中宴”的場面主要寫“奢”但也寫了“驕”。寫“奢”的文字，與“鞍馬光照塵”有內在的聯系，而用筆不同。寫“馬”，只寫它油光水滑;其飼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寫“內臣”，則只寫“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鲙切天池鱗”;其腦滿腸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兩句，又由“奢”寫到“驕”。“氣益振”，遙應首句。“赴宴”之時，已然“意氣驕滿路”，如今“食飽”、“酒酣”，“意氣”自然“益”發驕橫，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詩，詩人以憤怒的筆觸描繪出“內臣”行樂圖，已具有深刻的暴露意義。然而詩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悄然動容，視通萬里”，于是奮筆一揮，給那行樂圖勾出了“人食人”的社會背景，從而把詩的思想意義提到新的高度。

詩人說他的《秦中吟》“一吟悲一事”，“但傷民病痛”;而這“一吟”寫“民病痛”只用一句，寫“內臣”行樂，卻用了十四句，豈不是“樂”勝于“悲”嗎?然而仔細吟味，就知道這正是以“樂”襯“悲”。毫不夸張地說，詩人是抓住了社會矛盾的本質進行藝術構思的。他提到“江南旱”，但并沒有把“衢州人食人”完全歸因于“江南旱”。如果完全歸因于“江南旱”，那就應該在寫“江南旱”方面用較多的筆墨，而毋須涉及“內臣”。如今用大量篇幅寫“內臣”，而只在結尾點出“衢州人食人”，就不僅從強烈對比中暴露了以把持朝政的“內臣”為代表的統治者們何等驕奢淫佚，而且從互相聯系中揭示了“民病痛”的根本原因究在何處。

人民因旱災而“病痛”，自稱“愛民如子”的統治者是應該節衣縮食，設法解救的。然而事實又怎樣呢?看看詩人寫同一旱災的《杜陵叟》，就知道統治者不但沒有任何救災的措施，而且“急征暴斂”，逼得人民“典桑賣地納官租”。詩中的主人公控訴道：“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那些“豺狼”們剝奪了人民的衣食之后怎樣肆意揮霍呢?《杜陵叟》里沒有寫，《輕肥》卻通過“軍中宴”的圖景作了回答。在同樣遭受旱災的情況下，“衢州人食人”，而“內臣”們卻酒池肉林、趾高氣揚。詩人對此只作了形象的描繪，再沒有說什么。而詩的形象本身，卻說明了許多東西。一“悲”一“樂”，對比如此鮮明，這樣的社會難道是合理的嗎?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內臣”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連他們的馬都吃得油光水滑，而終歲辛勞、創造物質財富的農民群眾之間卻出現了“人食人”的慘象，這二者難道沒有因果關系嗎?不言而喻，“內臣”們的淫樂是建筑在農民們的“病痛”之上的，他們喝的“九醞”，實質上是人民的血汗，他們吃的“八珍”，實質上是人民的膏脂。他們“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精力自然十分充沛;然而又將以如此充沛的精力去干些什么呢?

“一吟悲一事”，這樣的“事”對于力圖通過“裨補時缺”來“救濟人病”的詩人來說，的確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