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①。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才能。至其忠義之節(jié)，處窮達，臨禍福，無愧于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

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于《春秋》^②。其于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茍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于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

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③、河南府戶曹參軍^④、邵武軍判官^⑤，舉書判拔萃^⑥，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⑦。王文康公^⑧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⑨。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⑩，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愿得俱貶，貶監(jiān)郢州⁽¹¹⁾酒稅，又徙唐州⁽¹²⁾。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¹³⁾。趙元昊⁽¹⁴⁾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¹⁵⁾奏，起為經(jīng)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jīng)略使韓公⁽¹⁶⁾所深知。其后諸將敗于好水⁽¹⁷⁾，韓公降知秦州⁽¹⁸⁾，師魯亦徙通判濠州⁽¹⁹⁾。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²⁰⁾，又知渭州⁽²¹⁾，兼涇原路經(jīng)略部署⁽²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²³⁾，又知潞州⁽²⁴⁾。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²⁵⁾。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敘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zhàn)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御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于其才能亦未必盡知之也。

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jié)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后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jié)度副使，徙監(jiān)均州⁽²⁶⁾酒稅。得疾、無醫(yī)藥，舁至南陽求醫(yī)。疾革，隱幾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

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余資，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后妻子得以其樞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

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注〕 ①尹洙(1001—1047)：字師魯，河南(治今河南洛陽東)人，世稱河南先生。為文簡古，曾與歐陽修等倡為古文。②《春秋》：古編年體史書，舊傳為孔子所撰，記事起魯隱公元年(前722)，訖哀公十四年(前481)。為儒家經(jīng)典之一。③絳州：治今山西新絳。主簿：官名，知縣的佐官。④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陽。戶曹參軍：官名，州府屬官，六曹參軍之一，掌戶籍、賦稅等。⑤邵武軍：宋太宗時分建州置軍，治今福建邵武。判官：州府幕府官，掌審判案件。⑥書判拔萃：銓選科名。天圣七年(1029)所定試法，應試選人撰判詞三十道，佳者赴京試判詞十道，合格者予殿試，選授官職。⑦伊陽縣：今河南汝陽。⑧王文康公：王曙(963—1034)，字晦叔，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文康。⑨太子中允：官名，屬東宮官，隨宜設置。⑩天章閣：天禧四年(1020)建，天圣八年(1030)置備皇帝顧問的侍從官待制。范公：范仲淹。饒州：治今江西波陽。(11)郢州：治今湖北鐘祥。(12)唐州：治今河南唐河。(13)河南縣：今河南洛陽。(14)趙元昊(1003—1048)：即李元昊，西夏國建立者。世稱夏景宗。公元1032—1048年在位。對宋多次進行戰(zhàn)爭，至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與宋約和。(15)葛懷敏(?—1042)：初以父蔭補官，西夏進擾，除涇原路副都總管，兼招討、經(jīng)略、安撫副使。后與西夏軍戰(zhàn)，敗死。(16)韓公：韓琦(1008—1075)，時任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與范仲淹等共事，指揮防御西夏戰(zhàn)事。(17)好水：好水川，在今寧夏隆德西。慶歷元年(1041)二月，韓琦聞西夏謀攻渭州，遣任福等進擊，夏兵佯敗，宋軍被引至好水川，陷伏，任福等陣亡。(18)秦州：治今陜西天水。(19)濠州：治今安徽鳳陽東北。(20)涇州：治今甘肅涇川。(21)渭州：州名，治今甘肅平?jīng)觥?22)涇原路：慶歷元年(1041)分陜西路置涇原路經(jīng)略安撫使，治渭州。經(jīng)略部署：官名，經(jīng)略使下屬的武官，掌軍旅屯戍、攻防等事務。(23)水洛：今甘肅莊浪。晉州：治今山西臨汾。(24)潞州：治今山西長治。(25)起居舍人：中書省官員，當時為寄祿官，無實職。龍圖閣：咸平四年(1001)前建，景德元年(1004)置直龍圖閣，以他官兼領。(26)均州：治今湖北丹江口市。

【鑒賞】

歐陽修一踏上仕途，便結識了比他大六歲的尹洙，他曾在《記舊本韓文后》中說過：“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應該說尹洙古峭凝練的文風，以及他的“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湘山野錄》卷中引)的見解，對歐陽修都是很有啟發(fā)的。兩人志趣相投，情如兄弟，偶一小別，便生懸念。這從歐陽修的詩中可以看出：“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為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為君導。”(《代書寄尹十一兄……》)因此慶歷八年(1048)，歐陽修提筆寫這篇《尹師魯墓志銘》時，其心情之沉痛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事有意外，《墓志》寫成之后，師魯?shù)挠H屬和一些朋友卻大加責難：“師魯文章不合只著一句(即‘簡而有法’)道了”;“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這當然不是一般的意見了，所以第二年(1049)歐陽修又寫了《論尹師魯墓志》(以下稱《論墓志》)一文，對《墓志》的作意、作法詳細地申述一番，因此，將這兩篇文章合讀是非常必要的。

歐陽修在《論墓志》中說：“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lián)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這段話值得注意，因為它很明白地告訴我們，歐陽修是在有意識地效法師魯?shù)奈娘L，為師魯寫《墓志》(這做法的本身就含有敬慕與評價)。所以如何理解《墓志》，也就應該從“簡而有法”、“簡而有深意”入手。“簡”不是淺顯、粗疏，相反地，它要求文章以最精練的詞語，最典型的題材，寄寓作者的是非褒貶之深意，而寄寓的方法，不必呼天搶地，也不必高談闊論，滔滔不絕。請看：“《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論墓志》)那些對《墓志》的種種責難，正是由于不明此理，不解此法而產(chǎn)生的。比如《墓志》中雖然只用“簡而有法”一句評論師魯之文，但要知道“此一句在孔子六經(jīng)，惟《春秋》可當之”(同上)。其用意非淺，分量非輕，單看字之多少只能是“無識者”之見。再比如《墓志》中說：“至其忠義之節(jié)……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很顯然，這是作者要著意強調之處。但盡管如此，人的一生，歷事甚多，“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論墓志》)具有如此高風亮節(jié)，禍福不動其心的人，“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qū)區(qū)曲辯也。今止直言所作，自然知非罪矣”(同上)。若再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察，像這樣文學、才能、議論、忠義皆備之人，而最終“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其后人又如此貧病不堪，則死者之冤屈，作者之同情，自然可知，也就“不必號天叫屈，然后為師魯稱冤也。故于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后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同上)其立意之深遠，表現(xiàn)形式之選擇，無不蘊含了作者對師魯?shù)木囱觯瑢诎惮F(xiàn)實的憤慨!

如果我們再看看歐陽修的其他文章，還會發(fā)現(xiàn)在他的理論中“簡”不是孤立存在的。他還說過：《春秋》是“謹一言而信萬世”，“及后世衰，言者自疑于不信，始繁其文”(《薛塾墓表》);“事信言文，乃能表現(xiàn)于后世”(《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可見，“簡”是與“信”、與“文”相聯(lián)系的，其目的在于“傳”。因而作文的態(tài)度要嚴謹，“不虛美，不溢惡”，實事求是。誠然，師魯確實博學強記，長于古文，對宋代古文振興確有影響。但是，“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論墓志》)。很清楚，作者既不因為與師魯有“兄弟”之交，也不因為有人說他對師魯稱贊不夠，便放棄信而實的原則，去濫作虛美之詞。同時，歐陽修的這篇《墓志》在“文”的方面也是頗為用力的，且不說遣詞用語之精深，選材之精當(以上分析已涉及此類問題)，就是篇章結構，人物表現(xiàn)，也是很有講究的。比如文章的開頭，既不敘師魯如何如何，也不抒己見如何如何，而是凌空著筆，總述“世人”對師魯?shù)闹c不知，高屋建瓴，大有攬?zhí)煜掠诠P底之勢。其好處在于：第一，師魯之幸與不幸，作者之胸襟識見，一寓其中;第二，那“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一語，不僅領起全文，并暗示了“墓志”的重心所在;第三，它表現(xiàn)了作者一開始就將師魯與“世人”聯(lián)系起來，也就是將人物置于社會現(xiàn)實中加以考察，從而把人物塑造引向正確方向。因而，文中在寫師魯才能、議論、忠義、愛民以至其結局時，無不與現(xiàn)實相關聯(lián)。這樣，既揭示了師魯悲劇的社會根源，也透過人物命運折射出時代面貌。“不識黃云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者之所以能如此理解，并滿懷深情為師魯寫出這樣詞簡意深、章法謹嚴的墓志，與他自己幾遭排斥的經(jīng)歷不無關系。“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像這種深刻而辯證的判斷，何嘗不飽含自己的體驗、自己的辛酸和悲憤呢!

如果說《墓志》，是作者撰寫墓志的主張，也是他的文學主張的一次成功的實踐;那么《論墓志》，則是對這一實踐的意圖和手法，從理論上作了具體而細致的分析。這不但有助于理解《墓志》，還可以使我們看到一個嚴肅的作家，在創(chuàng)作中是如何精心地、認真地去堅持、去實踐自己的觀點和理論的。不過，就《論墓志》的出現(xiàn)而言，讀者除了感謝歐陽修，還應該向“世之無識者”致謝，因為正是他們的責難，才促成了它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