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 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蔭補為吏^①，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余年^②。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其家宛陵^③，幼習于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茍說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于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 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于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 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圣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余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 吾于圣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廬陵歐陽修序。

〔注〕 ①蔭補為吏：梅堯臣少時應進士試不第，不能授官，以其叔父翰林侍讀學士梅詢蔭，任河南縣(宋西京河南府首縣)主簿，乃職品甚低之佐吏。朱熹《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納)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為職如此。” ②困于州縣凡十余年：梅堯臣后又調任河陽縣主簿，建德、襄城縣令，監湖州鹽酒稅，僉書忠武軍(許州)、鎮安軍(陳州)節度判官等，皆州縣佐職。③宛陵：宜城舊稱。④王文康公：王曙，字晦叔，宋仁宗時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卒謚文康。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一載：“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府治在今洛陽)日，梅圣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為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圣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后，二百余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圣俞矣。”

【鑒賞】

宋初詩文革新運動中，梅圣俞是歐陽修志同道合的摯友。歐陽修對梅詩非常贊賞和喜愛，屢加褒評。宋仁宗慶歷六年(1046)，他為梅詩初次結集而寫下這篇序言的主體部分。仁宗嘉祐五年(1060)，汴京大疫，圣俞于四月間病逝。次年，歐陽修親自為梅詩整理編撰成書，并續完此序。

文章開頭難，也最易見功力。俗話說：文章好開端，成功已一半。確有道理。優秀的古文名篇，發端總是精心結撰，氣象萬千，振起全文，開合自如。本篇第一段，即是工于發端的一個范例。

這一段的成功，首先在它提煉出“窮而后工”這樣一個千古獨創的命題，對后世有深遠影響。類似的意思，前人也有所表述。漢司馬遷《報任安書》“《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唐韓愈《荊潭唱和集序》“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等都是，但都不如“窮而后工”這樣言簡意賅，清楚明白。

歐陽修推出這一命題也極具匠心。他并不急于求成，一瀉無遺，而是針對世情，從容曲折。文章先引述一個似是而非的世俗論調“詩人少達而多窮”作誘餌，慢慢引釣，以求大魚。世俗所見，因為寫詩，所以使人窮，唐代大詩人杜甫甚至憤懣地慨嘆“文章憎命達”。“夫豈然哉”，用反問句作頓挫，妙在疑似之間，而實際上已隱含否定之意，含蓄有力。接著一句：“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寫得撲朔迷離，似乎在為世俗論調作辯解，肯定其是;其實是妙語雙關，為展開論述奠定根基。

論述伊始，作者用“凡”字總起，可知是考察和綜合了大量詩歌現象的結果，并非一知半解或以偏概全，顯示了論述的深廣度。“窮”的標志是在政治遭際上的不偶，而非生活境況上的困苦——那叫做“貧”。《孟子·盡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說得很清楚。當然，政治“窮”與生活“苦”，往往是一胎孿生子。所以，棲身草野或困于州縣做小官，都屬于不得志的“窮”。窮者為什么能“寫人情之難言”，而且愈窮愈工呢? 因為他們具備有利的主客觀條件：內心有憂思感憤，噴薄傾吐為快;外見充滿生機的自然萬象，盡可寄興托意。因此，在這形象思維的沃土上，窮者能“興于怨刺”，創作出大量優秀篇章。這樣的例證，歷史上可以舉出許多，屈原是最典型的。他的不朽長詩《離騷》，就寫于被放逐以后。所以梅圣俞《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說：“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如果屈原仕途得意，青云直上，豈能有《離騷》? 文章在論述了“愈窮則愈工”的道理后，最后用兩句作一收束：“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水到渠成，點出世論之誤;“殆窮者而后工也”，揭出千古名言。

這一段的成功，還表現在它統攝全文，是后面展開敘述和議論的靈魂，牽一發而能動全身。沒有這一段，后文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黯然失色。本文的主角梅圣俞在此只字未提，好像不著邊際，然而聯系下文細加吟味，方知此段議論處處影射圣俞，并非泛筆。點題而不著痕跡，確是文家上乘筆墨。

第二大段緊承上文，正寫梅圣俞其人其詩。第一層承“窮”，第二層承“工”，第三層感嘆其“窮而工”。

敘寫梅圣俞的經歷，用筆簡練而語帶感情，其側重點在反映其窮。從“少”開始，到“年今五十”，其中不少時間詞，概括了梅的仕歷，屈身佐吏，沉淪下僚，長達近半個世紀，確是“窮之久”。“輒抑”、“困于”、“猶從”等語，字里行間透露出不平與同情。“郁其所蓄，不得奮見于事業”，這一句上結其窮，下啟其詩，并與首段“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相照應，相當巧妙。

梅圣俞詩之“工”，文章從多角度予以反映。首先寫他從“童子”開始即有詩才。接著用其文陪襯其詩。“簡古純粹，不求茍說(悅)于世”，補出了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的原因。梅圣俞“學乎六經仁義之說”，滿腹經綸，但不愿阿附世風，不以浮艷柔靡的文字去獵取功名。這句贊其文風之正，人品之高，很有分量。而“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又深深嘆惜，也包含著對主考官無識的譴責。接著寫他詩的內容是“不得志”，扣住“窮”字。其數量，則“于詩尤多”，又為下文三、四兩段的編詩張本。最后寫世人對其詩的推崇。前面“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圣俞”是概寫，以見廣度;再用王文康公語作贊，是特寫，以見深度。有點有面，極寫梅圣俞詩之“工”。詩雖工，世雖知，竟未得其用，“未有薦”、“不果薦”兩句感慨系之，由此引出下一層的議論和抒情。行文細針密線，極具匠心。

第三層就“窮“和“工”在梅圣俞身上的體現興發感慨，寫得有波折。“若使”這一長句是虛寫，作者希望兩全其美，即梅圣俞既能在朝廷做官，又能寫歌功頌德的“雅頌”詩。但是在道理上有矛盾，即詩人倘不窮，又安能工詩?清代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按語就說：“果其進于朝，工于鋪陳功德，恐無傳世行遠之作矣。”其實這個道理，歐陽修何嘗不知! 他在《薛簡叔公文集序》中說：“君子之學，或施之事業，或見于文章，而常患于難兼也。蓋遭時之士，功烈顯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而又有不暇與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與其有所感激發憤，惟無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辭，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歐陽修的內心，只是殷切期望老友能脫窮得達，其目的如文章開頭所說，是士“蘊其所有”，當“得施于世”，以實現其“致君澤民”的抱負，若不憑借一定的權位，就難以展其長才。為了擺脫“窮”，寧愿犧牲這個“工”，所以只要“得用于朝廷”，然后去寫些歌頌大宋功德的詩也是“豈不偉歟”的。但看來也未有“得用”的可能，所以這只是虛設一愿，從反面加強對其“不達”的憤嘆之意。“奈何”句陡一轉折，是實寫，回到無情的現實，梅圣俞終究只能寫“蟲魚物類”、“羈愁感嘆”的窮者之詩! 這感情上一揚一抑的對照，把無奈和惋惜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最后一句“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用“工”、“窮”、“惜”三字總束第二大段，又密切照應了首段，文情妙絕。

三、四兩段寫對梅圣俞詩編次的情況，謝景初編之于生前，歐陽修編之于歿后。兩段不僅反映了梅圣俞詩作之多，更表達了歐陽修對他的傾慕和哀痛心情。“嗜”、“遽喜”、“輒序而藏之”、“哭而銘之”、“索”、“掇”等動態詞的運用，準確生動，而且一往情深。前人曾論“此篇是歐公最作意文字”，就其全篇感情之深、結撰之精、下語之警而言，實為篤論。

歐陽修文章與韓愈深有淵源，這篇可作顯證。韓愈寫過一篇《送孟東野序》，也是就詩興感。寫作的對象孟郊是“善鳴”而不得志的人，韓愈希望他得志，以“鳴國家之盛”，不希望老天“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歐陽修在本篇中表達的對梅圣俞的感情和希望，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至于韓文稱“不平則鳴”，歐文謂“窮而后工”，兩語同富有創造性，堪稱工力悉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