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蝶戀花》原文賞析

百尺朱樓臨大道，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獨倚闌干人窈窕，閑中數盡行人小。一霎車塵生樹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

王國維致力于填詞，主要在光緒三十年(1904)至三十三年(1907)間。這期間，他曾飽嘗生離死別的滋味。如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為謨生兩度北上，一次歸來奔父喪，一次歸來賦悼亡，都是生離之后繼以死別。因此，他的《人間詞》甲、乙兩稿中有不少寫離恨別苦的篇什，而由于有切身感受，往往寫得極其凄惋悱惻。這首詞也以居者之相思、行者之旅愁為抒寫內容。但如果細加品味，可以看到，它是作者所說的“造境”之作，不是“寫境”之作(見《人間詞話》第二則)。其所造之境、所托之意，已超越了一時一地一事，不復是個人的，而是帶有普遍性的人間悲劇。用他在《紅樓夢評論·余論》中的話來說，“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是“人類全體之性質”。

詞以“百尺朱樓臨大道”一句在起處展示了兩個空間：一個空間是一座高樓，另一空間是一條大道。前者是居者的空間，后者是行人的空間。這兩個空間為下面所要描述的那一人間悲劇提供了舞臺。緊承這一起句，二、三兩句“樓外輕雷，不問昏和曉”，先寫這條大道上不分晝夜、往來不停的車馬，讓讀者見到風塵仆仆的行人前，先聽到隱隱若雷的車聲。這兩句，除了要引出下面所寫的“行人”外，其詞筆所及，則并不局限于某一個行人，主要是寫那樓外的勞勞塵寰、擾擾世界——產生無數生離死別悲劇的大舞臺。詞的第四句“獨倚闌干人窈窕”，把高樓內的居者也推上了場。“窈窕”，點明其身分為女性;“獨倚”，暗示其處境之孤寂。過拍“閑中數盡行人小”一句，更把樓上獨倚闌干的閨人與樓外車馬勞頓的行人連結了起來。也許這位閩人所期待的是某一個行人的歸來，而其一片遐思、無窮幽恨卻投向和融入那樓外熙熙攘攘的行人群中。句中的“閑”字和“數盡”二字，寫出了其百無聊賴的狀態;句末的一個“小”字，寫出了其目送每一個行人遠去的情景。這是寫樓上之人的俯視，如果同時兼寫樓下之人的仰視，則正似姜夔《過德清》詩所寫：“溪上佳人看客舟，舟中行客思悠悠。煙波漸遠橋東去，猶見闌干一點愁。”這“一點愁”是居者與行人所共有、相溝通的。

下片換頭“一霎車塵生樹杪”句，在寫法上是以掃為生，先把出現于上片的車馬行人一筆掃去，從而生出下文。獨倚闌干，閑數行人，本已難填補空虛的歲月，更何況路過樓前的車馬，在望中總歸是迅即遠去，最后只見樹杪揚起一陣灰塵，連那投向行人的視線竟也在一霎間為空間的距離所阻斷。但最可悲的卻是下兩句所說：“陌上樓頭，都向塵中老。”人已為無情的空間隔離，而無情的時間又使陌上、樓頭之人，分別在風塵仆仆的旅途中、在閑數行人的闌干畔老去。那么，縱使行人有歸來之日，也將如作者在另一首《蝶戀花》詞中所說：“閱盡天涯離別苦。不道歸來，零落花如許。”在這充滿苦痛的人間，離別是一個悲劇，歸來還是一個悲劇。作者筆下的悲劇往往不是單一、孤立的，而是綿延相續、重重疊疊的;在作者看來，人生的苦海，無論從時、空兩方面看，都是無邊無際、沒有盡頭的。詞的歇拍兩句“薄晚西風吹雨到，明朝又是傷流潦”，則把詞境化入傍晚的風雨之中，在終篇處推出一個明天將出現的路途積水、車馬難行的更凄苦的場面。

作者在《人間詞話》中把詞人的觀照分為“以我觀物”和“以物觀物”兩者，并指出：前者，“物皆著我之色彩”，為“有我之境”;后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為“無我之境”。署名樊志厚作的《人間詞乙稿序》似把這首《蝶戀花》歸入后者，稱其為“意境兩忘，物我一體”的“合作”，也就是說，這是一首屬于“以物觀物”、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已合而為一之作。詞人對此人間悲劇是作為純客觀的觀照者來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