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克己·滿江紅》原文賞析

過汴梁故宮城

塞馬南來，五陵草樹無顏色。云氣黯，鼓鼙聲震，天穿地裂。百二河山俱失險，將軍束手無籌策。漸煙塵、飛度九重城，蒙金闕。長戈裊，飛鳥絕。原厭肉，川流血。嘆人生此際，動成長別。回首玉津春色早，雕欄猶掛當時月。更西來、流水繞城根，空嗚咽。

亡國時代，總要造就一群悲憤詩人，產生一批悲壯沉咽之作。不過，這種“亡國之音”的格調、風格又往往因時因地而異。比如南宋滅亡后，異族的高壓統治使詞人不敢直言不諱地抒發亡國之痛、故國之思，常常是曲折含蓄地表達，在吟風弄月、詠物寫景中寄托哀思。而金朝滅亡(1234年)后，元蒙忙于征服江南的南宋王朝，還顧不到在中原實行文化上的高壓，段克己這首《滿江紅》，正產生在金亡之后而元蒙尚未統一中國之際，故無所顧忌，不妨放言高歌。詞是他在金亡后重過金朝汴都開封故宮時之作。

詞從蒙古進攻金都城時寫起。“塞馬”，指北方蒙古軍隊;“五陵”，本指長安城外漢代五個皇帝的陵墓，此代指汴京開封。“塞馬”狂奔而來，煙塵滾滾，戰火連天，汴京籠罩在腥風血雨之中，草木為之失色——京城人民的恐懼、戰栗自在言外。黑云壓城，天昏地暗，王朝舊都，此刻已是戰鼓悲鳴，殺聲震天，恰如天穿地裂。“天穿地裂”，既寫出社會的巨變，也寫出人們的心理感受。“百二河山”，指關中地形險要。語出《史記·高祖本紀》所說秦國有“河山之險”，“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意思是秦國既據有險要的地理位置，又兵精馬壯，秦兵二萬足當諸侯百萬之師。本詞意為朝廷原只想憑恃險要的山河作屏障來阻擋“塞馬南來”，如今“塞馬”長驅直入，“百二山河”的險要已失去作用;而守城的將軍也腐敗無能，臨陣束手無策，坐以待斃。“百二”兩句反思“天穿地裂”的時代原因，是朝廷昏庸、將帥無能。這與同時詩人李獻甫之《長安行》是一樣的意思：“高山有險不復險，大河有浪亦已平。向來百二秦之形，只今百二秦之名。我聞人固物乃固，人不為力物乃傾。將軍誓守不誓戰，戰士避死不避生。”本詞兩句足當李詩四聯。將軍不戰，戰士畏死，故敵人炮火煙塵，直逼九重禁城，吞沒了皇宮金闕，金王朝終于滅亡。

上闋寫南來“塞馬”的兇焰與金朝君臣將帥的昏庸無能而導致亡國的悲劇，過片寫亡國時的慘狀，側寫蒙古軍隊的殘暴。敵兵長戈戰劍飛舞，連天空的飛鳥都已絕跡，可想見兵燹之酷烈。“原厭肉”二句正面補足這種慘景：山原上尸體縱橫，血流成川，腐爛的尸體堆積成山，連“川原”也生厭。“厭”字又有多余之義，因而“原厭肉”也可理解為山原上尸體(“肉”)多得堆積不下。“厭”字下得極為沉痛。“原厭肉，川流血”純屬紀實，而絕非夸張，李獻甫《長安行》詩曾寫道：“殺人飽厭敵自去，長安有道誰當行。黃塵漫漫愁殺人，但見蔽野群雞鳴。”元好問《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詩也有“記錄”：“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似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即數家。”對照元、李二詩，過片十二字乃血淚凝成而筆力千鈞，它是歷史的見證!

“嘆”字將筆觸折回到自身。在“飛鳥絕。原厭肉，川流血”的時代，詞人死里逃生的種種痛苦非言語所能窮盡，作者只用“動成長別”來表現亡國之際的人生痛苦，可謂善于剪裁。此處“長別”非如和平時代的別離，而是指戰亂時代家人逃奔避難時動輒失散，遂成永別。亡國是巨痛，離別也是慘痛——悲莫悲兮生別離，亡國時代別離，是痛上加痛。其余的人生痛苦，也就包含在其中了。

“回首”兩句點明題旨而挽合今昔。“玉津”，指汴京南門外的玉津園。北宋時的汴京，“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州南則玉津園”，當時“春容滿野，暖律暄睛，萬花爭出，粉墻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六)。全南遷后的汴京，雖未必及得上北宋，但帝都所在，繁華亦不言而喻。而今卻瘡痍滿目，野草叢生，彼黍離離。雕欄玉砌尚在，當年明月猶懸，但物是人非。看雕欄，思往昔，真是觸目傷心。李煜《虞美人》詞：“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本詞也含同樣的故國之思。結句不說人悲傷嗚咽，而說繞城流水嗚咽哀鳴，用筆頗空靈。宋朱敦儒《浪淘沙》詞：“今夜只應清汴水，嗚咽東流。”本詞“繞城根”的“流水”，即指汴水。“更”字意表推進，見故宮城、玉津園的雕闌已是觸目皆悲，更聞繞城流水嗚咽，似訴亡國之痛，就倍加傷感。而流水“空”自嗚咽，又折射出詞人亡國后無可奈何的悲嘆。

本詞振筆直書，以紀實手法描寫時事，亡國的慘狀畢呈于詞，在北宋滅亡宋室南渡之際和南宋滅亡后少見這種“實錄”的詞作。詞情憤激沉咽，而字聲韻腳的選擇恰與情思相配合，聲情一致，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