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明文·高啟·書博雞者事

博雞者袁^①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斗，諸為里俠者皆下之。

元至正^②間，袁有守^③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④臧，新貴，將按郡^⑤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⑥，聞其至，笑曰： “臧氏之子也^⑦。”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誣守納己賕。使者遂逮守，脅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

一日，博雞者遨于市，眾知有為，因讓之曰： “若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耶?”博雞者曰： “諾。”即入閭左^⑧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群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眾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 “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 “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斂眾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⑨駭之，馳白府。府佐^⑩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 “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⑪蔑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后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

博雞者因告眾曰： “是足以報使君未耶?”眾曰： “若所為誠快，然使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 “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⑫。臺臣弗為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高子曰： “余在史館^⑬，聞翰林天臺陶先生^⑭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⑮，以讎^⑯一言之憾，固賊戾^⑰之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識者固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注〕① 袁： 袁州路，治所在今江西宜春。② 至正： 元順帝年號(1341—1368)。③ 袁守： 袁州路隸屬江西行省。路設總管府，袁守即袁州路總管。袁州在隋、唐為宜春郡。故本文借用“守”即郡太守來稱呼袁州路總管。④ 部使者： 指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肅政廉訪司元初稱提刑按察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稱。每道廉訪使二員，正三品;副使二員，正四品。此處稱“部使者”，是借用漢武帝時“部刺史”的名稱。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為十三部(州)，置部刺史，職掌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漢書·百官公卿表》及注)。⑤ 按郡： 按察所管各郡。元朝的“路”相當于隋、唐的“郡”。⑥ 易之： 輕視他。⑦ 臧氏之子： 臧家那個小子。《孟子·梁惠王下》： 魯平公將見孟子，被所寵愛的小臣臧倉阻止。孟子知道后說： “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臧氏之子”出典于此，故部使者聽到后認為袁守藐視他，十分惱怒。⑧ 閭左： 閭，里門。古時富強人家居里門之右，貧弱人家居里門之左。此言貧苦人家聚居處。⑨ 郡錄事： 《元史·百官志七》： “錄事司，秩正八品。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城中戶民之事。……二千戶以上，設錄事、司候、判官各一員。”⑩ 府佐： 總管府的佐官。當時袁州戶逾十萬，為上路，佐官有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⑪ 投間(jiàn 諫)： 找空隙，趁機會。⑫ 行御史臺： 元代中央設御史臺，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又在各重要地區設行御史臺。此處行御史臺指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以監江浙、江西、湖廣三行省，統制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即其所屬。駐地有揚州、杭州、江州(九江)，至元二十三年(1286)遷于建康(即下文之金陵，今江蘇南京)。⑬ 史館： 國家編修史書的機構。高啟于明洪武初年被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⑭ 天臺陶先生： 指陶凱。凱字中立，臨海(今屬浙江)人。洪武初以薦征入纂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天臺與臨海兩縣相鄰，明俱屬臺州府。⑮ 三尺： 古代把法律條文寫在三尺長的竹簡或木簡上，故稱為“三尺法”，或簡稱“三尺”。⑯ 讎： 報。⑰ 賊戾： 陰險兇狠。

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中，對閭巷的游俠作了高度評價，說他們“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而在幫助別人擺脫困境、昭雪沉冤之后，又“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像朱家的“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郭解的“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值得稱道的。于是“以武犯禁”的游俠，才引起社會的注意，得到士大夫的承認。高啟這篇《書博雞者事》，就是對那個“其行不軌于正義”的游俠，給予由衷的歌頌，而對那個“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的權貴，給予應有的鞭撻的。但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對個人的褒貶，而是把批判的鋒芒，伸進了社會的核心，政治的深層。

高啟在這個政治小品中，塑造了一個令人敬慕的游俠形象。他“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頗有點像《游俠列傳》中的劇孟“好博，多少年之戲”。他“任氣好斗，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又有點像郭解的“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故“解出入，人皆避之”。這么寥寥幾筆，便把博雞者的性格特征勾勒了出來。他容貌不足以動眾，言語不足以驚人，只是一個好博好斗的“無賴”而已。然而就是這個“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五人墓碑記》)的人，作出了驚世駭俗、“義聞東南”的事來。這為突出博雞者后來的有勇有謀、敢作敢為作了很好的鋪墊和反襯，在藝術構思上叫做“蓄勢”，叫做“欲揚先抑”。跟那些從概念出發，把正面形象塑造成高大、完美的典型，是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的。當他遨游于市，人們責備他空有勇者之名，而對豪民的誣陷賢良，卻不敢攘袂奮臂，挺身出來伸張正義時，便立即“入閭左呼子弟”，把那個衣華衣、乘肥馬、從群奴，招搖過市的豪民攔住，抓下馬來，飽以老拳，扒了他的衣服，騎上他的大馬，反綁著他的雙手，指揮群眾簇擁著那個豪民游街示眾，并強迫其邊走邊喊道： “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不呼則杖，其背盡創”。這么一出大快人心的威武雄壯的活劇，卻是這個博雞者導演出來的，從而突出了這位游俠的高大形象。等到豪民的兒子“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準備把豪民攔搶回去時，如果博雞者懾于強敵，稍有動搖，就毀了他的俠義形象;如果擺開陣勢，任氣斗狠，就要釀成流血的慘案。在這危急時刻，博雞者胸有成竹，指揮若定，迎上前去對豪民的兒子說： “若欲死而父，即前斗;否則闔門善俟”。幾句話殺住了對方的威風，迫使他為了父親的安全，不得不“斂眾以去”。這個袁人聚觀，歡動一城的喜劇，還是這個博雞者導演出來的。說明這個博雞者，不但喜歡斗力，而且善于斗智，從而進一步豐滿和完善了這個游俠的形象。到了日暮，隊伍游到了豪民的門口，博雞者又把豪民抓來跪著，歷數其罪行說： “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蔑污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后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這一席話，既肯定了袁守的杖責豪民，是完全合法的;又指出了豪民的蔑污袁守，是罪在不赦的;還警告了那個橫行街坊的豪民，如果“不善自改，且復妄言”，就要焚其廬，戕其家，迫使那個平日作威作福的豪民，不得不“以額叩地，謝不敢”，然后放了他。這么一出“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憤”的活劇，也是這個博雞者導演的。通過上述三個細節的描寫，博雞者的形象就更加鮮明，更加突出了。寫到這里，雖然正義得伸，人心大快，然而袁守之冤未白，官未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效果，于是人們又向博雞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說明人們不但信賴博雞者的任俠精神，而且對他的才能和智慧也是深信不疑的。果然，博雞者沒有辜負人們的信賴和期望，使出了“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的一“招”來，讓臺臣看到群眾的力量，讓群眾看到斗爭的希望。不料臺臣竟然“弗為理”，似乎希望又落了空，路又走到了盡頭;沒有想到博雞者又施展了“日張‘屈’字游金陵市中”的絕招來，以激發臺臣的羞惡之心和是非之心，終于“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臧使者”，完全滿足了人們的愿望，實現了預期的目標，使博雞者這個游俠形象更加高大，更加值得尊敬。這無論在斗爭的藝術上，還是在寫作的技巧上，都呈現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給人以豐富的審美愉悅。

對于博雞者的對立面，作者雖沒有花很多的筆墨去描寫他們，但往往隨手涂抹，妙趣橫生，豪民的丑態，臺臣的窘狀，形神畢肖，呼之欲出。透過他們的所作所為，而“元政紊弛變興自下之漸”，便在讀者的心底眼前形成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那個新貴臧使者，本來與袁守毫無宿怨，照理，應該在他按郡巡視時，對于“多惠政，民甚愛之”的袁守優敘政績，上報朝廷，給予褒獎，以為天下的楷式;不料他以一言之憾，睚眥之怨，不惜濫用權勢，顛倒是非，處心積慮想用法律來羅織袁守罪名，致使豪民乘隙誣稱袁守收受了自己的賄賂，而他既不作調查，又不察輿情，竟以捕風捉影之辭，把袁守逮捕起來，并逼其承認貪贓枉法的罪行，然后罷了他的官，以泄私憤。這種利用手中的權力，假公濟私，誤國殃民的國蠹民賊，哪一個朝代沒有?因而這件事具有超越時空的典型意義。而那個擁有更大權力的臺臣，不過是“全軀保妻子”的庸才，只要沒有危及自己的烏紗帽，任他悍吏橫行，民不聊生，到處是冤獄，到處有哀鴻，一概“弗為理”;只有當他感到事態的發展，有可能影響到他的名譽和地位了，才被迫出來“受其牒”。這種“笑罵由人，好官自為”的昏官，哪一個朝代又沒有呢?人物的典型性，揭露的深刻性，這便是這篇文章的思想價值和美學價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