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宋金元文·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①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②。

《傳》曰：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③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④曰： “鯀^⑤可用。”堯曰： “不可，鯀方命圮族^⑥。”既而曰： “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⑦。”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 忠厚之至也。

《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⑧。”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注〕① 吁俞： 《尚書·堯典》： “帝曰‘吁!咈哉!’”吁(xū須)，感嘆聲。《尚書·堯典》： “帝曰‘俞’。”俞，猶言“然”，表示應允。② “故孔子”句： 《尚書》傳為孔子所編纂。《呂刑》被收入，故云： “孔子猶有取焉。”③ 皋陶(yáo姚)： 堯時的士官，獄官之長。④ 四岳： 族中首要，主四方名山大岳之官，因有四岳之稱，可以參議政事。⑤ 鯀(gǔn 滾)： 堯的臣子，傳說乃大禹的父親。⑥ 方命： 《漢書·王商傳》引作“放命”，即“棄命”。圮(pǐ 丕)族： 即“毀族”。見《尚書·堯典》。⑦ 寧失不經： 意為寧愿承擔失刑的罪責。不經，謂非常之罪。見《尚書·大禹謨》。⑧ 祉(zhī 支)：喜。遄(chuán 船)： 迅速。沮(jù 巨)： 止。見《詩·小雅·巧言》。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二十二歲的蘇軾應禮部試，寫了這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當時的主考官是歐陽修，詳定官是梅堯臣。梅主張取為第一名，歐陽修也很賞識，懷疑可能是他的門生曾鞏所作，考慮到文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兩句話沒有注明出處，最后決定取為第二名。及入謝，歐陽修問到那兩句話的出處，“東坡笑曰： ‘想當然耳!’”(龔頤正《芥隱筆記》)由此可見，即使寫這種嚴格的應試之文，才華橫溢的蘇軾也是不排斥豐富的想像力的。

試題出自《尚書·大禹謨》：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孔安國傳注文：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蘇軾誤記為“賞疑從與，罰疑從去”，于是緊緊抓住這一題目，主要闡明古代的賢君賞善懲惡，都是本著忠厚寬大的原則，主張“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應試之文，佳作極少，但這篇文章卻是佼佼者，有其鮮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題目出自《尚書》，所以先以詠嘆先王愛民之深，憂民之切開頭，緊扣主旨。接著從賞善與罰不善兩方面說明，總歸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還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訴呂侯。所謂“祥刑”，意謂用刑須審慎從事。王先謙《孔傳參正》認為“祥”當為“詳”。按《漢書·明帝紀》： “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又《劉愷傳》： “非先王詳刑之道也。”引《尚書》鄭玄注云： “詳，審察之也。”“詳刑”實際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說孔子對此還是給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況盛世呢?這是退一步說，從而更加夯實了主旨的深厚基礎。

但是，賞罰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輕重的分量，也難以掂得很準。所以文章從經文中拈出了一個“疑”字。解決疑難問題的原則就是“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廣恩”“慎刑”，都體現了“忠厚”之義。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引用了唐堯不從皋陶執法殺人的意見，而同意四岳任用鯀的例子，體現先王刑賞之道，一本忠厚。通過敘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書經》的警句加以論斷，復以詠嘆出之，不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與開頭遙相呼應，使人有渾然一體的感覺。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經完全闡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氣勢，橫生波瀾，展示了他不可羈縻的才思。關于可賞可不賞，可罰可不罰的提示，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來，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復。“疑”是有問題，而此則認識上已經基本明確，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這個范圍內的過賞過罰問題，蘇軾認為“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通過這一層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體現了作者認識事物剖細入微的能力。而其斷語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則又表現了極大的概括力，顯得斬釘截鐵，十分精悍有力。

賞和罰的范疇剖析明白之后，接著進一步又探討賞和罰(刑)的方式。作者認為，古代賞賜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祿，處罰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鋸;加之“善不勝賞”，“惡不勝刑”，范疇和方式實際上都被擴大了。如此發揮，真是處處貫通，無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開，又要收得攏。“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筆陣墨浪中豁然透氣，又復歸結到“忠厚之至也”這個主旨上來。余波振蕩，最后又引用《詩經》、《春秋》之義，十分鮮明地捧出了題目。題目亦即結論，在結構上顯得非常緊密而完整。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統治者動輒施以刑罰，并不“慎刑”，至于“廣恩”、賞賜之類，也往往是統治階級內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賞善懲惡一本忠厚的原則，不過表現了試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濫刑無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愿望而已。為政之道，寬猛相濟。《左傳》中記載鄭國大政治家子產以水火之喻論政寬猛的話，孔子聽了，深受感動，也說：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博學的蘇軾不可能不知道這段故事。宋代以經文為題取士，至明清變而為八股，謂之制義。應試者是不能違背經義的。對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