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詩經·國風·王風《黍離》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屬于王風。王，指東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市)，凡產生于王城畿內的民歌，統稱王風。

自漢以降，對這首詩的作者、時代和主題有種種不同的說法。《詩序》認為，是東周的大夫行役至西周宗廟宮室，看到廢墟荒涼，閔周室顛覆而作。也有人說，西周宣王時，“尹吉甫信后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還有人認為是春秋時代衛宣公的兒子壽，憂思其兄長伋被害之作。郭沫若先生認為，是舊貴族憂嘆自己破產的詩。余冠英先生則認為是流浪者訴說憂思之詩。藍菊蓀先生又認為，是一個愛國志士憂時憂國的怨戰詩。細讀詩文，總覺以上諸說與詩義不合。根據詩里充滿悱惻凄愴、倍受壓抑、痛憂不已的情緒，推斷作者應是一個失志潦倒的官吏。詩反映了“周轍東、王綱墜”的動亂社會現實。

詩以第一人稱寫法反復抒嘆遭害的郁憤心情。“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是詩人看到的曠野真實情景。這一田野景象，不僅是詩人借以抒情的媒介，而且也是詩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情景已臻于交融的境界。置身于這空曠寂寥環境中的懷志潦倒的詩人，其不能自抑的愁情會更加升騰起來。詩接著寫道：“行邁靡靡，中心搖搖。”在這一望無際的田野里，獨自一人漫無目的地游蕩著，應該是多么憂傷! “行邁靡靡”是行動描寫，“中心搖搖”是心理刻畫。前者是后者的表現，后者是前者的原因，這就把詩人“行行重行行”的表現和“腸中車輪轉”的凄楚心緒活畫了出來，其變態的神志和痛憂難言的心理也被揭示出來。此時此刻，受壓抑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于是大聲疾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以“知我者”與“不知我者”對舉，對于“不知我者”的誣陷與迫害，表示了極為不滿與怨憤，申訴了滿腹的苦衷。要說詩人有什么企求的話，就是要擺脫困境，解除思想的苦痛。可是，在那社會動亂互相傾軋的旋渦里，他這一最低愿望也不能實現。他無可奈何地喊道：“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人之所以呼叫蒼天，其意不在指責上天，也不是說他痛苦是上天造成的，更不是讓上天給以回答，而是控訴人間的罪惡，傾吐悲憤不已的心情，表達關心社會的心愿和進身不能的激情。當時，詩人很可能聯想到公劉開拓于豳，太王創業于岐，文王光大于豐，武王成就于鎬的西周盛世。及至幽王，一旦灰燼，蕩然無存，到了平王，臣僚腐敗，茍且偷生，魚肉人民，被迫東遷。他回顧歷史，正視現實，想想自己罹難潦倒，又無力匡正時弊，怎能不悲痛欲絕呼叫蒼天呢?《詩經·柏舟》和《漢樂府·上邪》，都是采取這種抒情方式表達不可遏止的思想感情。這樣表達，要比直接抒情的藝術效果好得多。

詩的二、三章，更換了幾個字，通過反復詠嘆，把詩人郁苦不滿的情感抒發得淋漓盡致，使詩歌具有更強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本詩寫的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和思想，而是一個失志官吏的愁情，但它仍不失為一首現實主義的好詩。詩人的痛苦悲傷不是由于生活的腐敗、思想的頹廢，而是由于惡勢力對他的壓抑。通過憂情的發泄，折射出動亂社會的陰影，反映出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以及由此給人們帶來的苦難，表現出一種不滿與反抗情緒，這在客觀上與當時勞動人民希望擺脫苦難生活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它具有現實意義和時代的進步性。

以回環復沓的形式抒發難言之情是本詩的一個特點。這種反復詠嘆，正好抒發了詩人在險惡環境中的時時燃燒著的怒火，時時在浸染著悲愴的痛苦激情，正如《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所說：詩人“胸中有種種酸甜苦辣寫不出來的情緒，索性都不寫了，只是咬著牙齦，長言詠嘆一番便覺得一往情深，活現在字句上”。每章前四句的偶句只是更換幾個字，表達進層之意，末四句只字不變，反復詠嘆抒情。首章用“稷之苗”，比興“中心搖搖”，次章用“稷之穗”，比興“中心如醉”，末章用“稷之實”，比興“中心如噎”。由“苗”到“穗”到“實”的物象更換，恰與“搖搖”到“如醉”到“如噎”的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相契合。我們隨著對稷苗擺動、稷穗下垂和稷實沉重的直感，更能理會到詩人的心情由憂傷、煩亂到沉郁的發展脈絡。正如朱熹所說：“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詩集傳》)“搖搖”、“醉”和“噎”的恰當運用，把那思想愈來愈愁苦的特征表現得非常形象生動，令人深受感動。

本詩抒發的盡管是詩人自己的愁情，沒有直接揭露社會的黑暗，抨擊丑惡的勢力，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揭露的作用，這一抒情方式成了后世抒情詩的一種類型。如鮑照的《擬行路難》其四：“寫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雖只寫了作者的痛苦心情，但壓抑人才的門閥制度的罪惡隨之也被暴露了出來。這說明，這類抒情詩逐步形成定式，其淵源應當追溯到《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