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學鍇

猿鳥猶疑畏簡書， 風云長為護儲胥。

徒令上將揮神筆， 終見降王走傳車。

管樂有才真不忝， 關張無命欲何如!

他年錦里經祠廟， 梁父吟成恨有馀。

李商隱

唐宣宗大中九年(855)冬，詩人罷梓州幕后由四川返回長安，途經利州綿谷縣(四川廣元)的籌筆驛時，寫了這首詠懷古跡之作。相傳諸葛亮出師伐魏，曾經駐扎在這里籌畫軍事，因而得名。在李商隱之前，杜甫的《蜀相》已經成功地塑造出諸葛亮的形象，表現他的崇高品質和悲劇命運。李商隱的這首《籌筆驛》之所以堪與《蜀相》并稱詠武侯的雙璧，正在于他在學習杜詩神髓的同時能自具面目。

跟《蜀相》一樣，這首詩中的諸葛亮也是一位才智杰出而志業不成的悲劇性人物，甚至兩首詩的結句“淚滿襟”、“恨有馀”的感情反應也非常相似。但杜詩在慨嘆其“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命運時著意突出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主觀精神品質，即所謂“兩朝開濟老臣心”，這正是杜甫所處的那個戰亂時代對整頓乾坤的輔弼之才的需要；而李商隱在這首詩中著意表現的卻是諸葛亮的才智跟他所遭遇的客觀時勢之間的悲劇性矛盾。詩人慨嘆諸葛亮雖然才比管、樂，用兵如神，但既遇劉禪這樣昏庸的君主，又失關、張這樣忠勇的大將，終難挽救蜀漢危亡的命運。末句以“恨”字點醒全篇，說明詩人引為遺恨的正是愛國志士“才”與“命”的矛盾。晚唐政治腐敗，危機深重，才智之士因客觀環境制約，不但難成匡國大業，而且往往遭到忌毀打擊。被李商隱推為“萬古之良相”的李德裕在建樹破回鶻、平澤潞的功勛后不久就被新即位的唐宣宗一再貶謫至死，就是突出的例證。李商隱在大中五年拜謁成都武侯祠時寫的懷古傷今、借端寄慨的“梁父吟”式的詩篇《武侯廟古柏》，就借歌詠諸葛亮而融合了這方面的現實政治感慨。《籌筆驛》的尾聯追憶往年情事，以“恨有馀”兼綰他年與今日，·正暗示今日憑吊古跡，所抱者仍為志士“才命兩相妨”的無窮遺恨。嘆諸葛，即所以嘆千古遭逢末世的才人志士，而詩人對晚唐衰頹國運的深切憂慮和深沉感慨自寓其中。相比之下，《蜀相》更側重于表現竭忠盡力而志業未成的崇高感，《籌筆驛》則側重于表現遠去難回、無能為力的悲愴感。雖同為賦詠悲劇命運，時代不同，著眼點有別，造成的悲劇美感也有所區別。

與愛國志士遭逢末世才命相妨的思想主題相應，這首詩在構思上的顯著特點是用諸葛亮的杰出才智反托其悲劇命運，并以開合抑揚的手法突出才與命的悲劇性矛盾。頷聯出句“上將揮神筆”極力上揚，對句“降王走傳車”一落千丈，反跌有力；腹聯出句極贊其才略，對句極嘆其無助。兩聯中“徒令”“終見”，“真不忝”“欲何如”，開合相應，在對照中更顯出其才智超卓而命運不濟的可悲。筆力雄健，感慨深沉，為尾聯“恨有馀”作了充分的鋪墊。

《蜀相》突破杜甫以前七律主于情景的傳統，兼用敘事、寫景、議論、抒情，《籌筆驛》也兼融上述四端，而議論成分更見突出。但由于以抒情貫串全篇，故雖多議論而仍富唱嘆之致。首聯即景興感，將客觀景物(猿鳥、風云)主觀化，在景物描寫中滲透崇敬追思之情，“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范溫《潛溪詩眼》)；頷、腹二聯，將大開大合的議論與抑揚有致的唱嘆融為一體，而蜀漢衰亡史事的敘述也巧妙地穿插其中。尾聯追昔綰今，昔之慨，今之恨，一齊收束，言外更含無限沉悲，正如紀昀所評：“一篇淋漓盡致，結處猶能作掉開不盡之筆，圓滿之極”(《玉谿生詩說》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