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何均地

小住京華，早又是、中秋佳節。為籬下、黃花開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殘終破楚，八年風味徒思浙。苦將儂、強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兒列，心卻比，男兒烈。算平生肝膽，因人常熱。俗子胸襟誰識我?英雄末路當磨折。莽紅塵、何處覓知音?青衫濕!

秋瑾

1902年，詞人隨其夫王廷鈞進京，后其夫捐官戶部主事，遂留居于京。“當時正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后，她目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猖獗橫行，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朽，憂憤填膺，決然以救國為己任。”(王時澤《回憶秋瑾》)次年(1903)中秋，“王廷鈞原說好要在家宴客，囑秋瑾準備。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窯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著男裝偕小廝去戲園看戲，不料被王發覺，歸來動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走出阜外，在泰順客棧住下。后在王央廉泉之妻吳芝瑛將她接到廉家新宅紗帽胡同暫住。”(徐自華《爐邊瑣憶》)這闋《滿江紅》，就是她在這次激憤之余所填寫的。

這闋詞的基調是悲憤的，但并不以悲憤之言開端，而是如閑云出岫一般，淡淡而起。“京華”，點明地點。“中秋佳節”，點明時間。“早又是”，有感時光易逝之意。接下來的兩句景語，說地面，籬下的菊花遍開，天上，秋空的容貌像新擦拭過一樣地明凈，語氣也極輕快。這樣的敘述，這樣的描寫，對后面的悲憤之情來說，全是反襯。自“四面”句起，轉為抒情，調子開始變為沉痛激越。“四面歌殘終破楚”，或以為系用“四面楚歌”的典故而稍有變化，感嘆外國的侵略、清廷的腐敗，中國前途已很危險；或以為系慨談自己的身世之悲，說她娘家在湘潭(屬古楚國)所開設之和濟錢莊的破產，她自己在婆家的處境更加難堪。兩說皆不夠完滿，但下面的“八年”句是感嘆身世的，說這句是感嘆國事的，則涵蓋面廣些，似更符合詞人當時的思想，較可取。“八年”，指詞人遵父命在湘潭與王廷鈞結婚的1896年至填此詞的時間。“風味”，指對生活的品味。“思浙”，思念娘家的故居浙江紹興，言外之意是說婚后不幸福，多痛苦。“思浙”，卻不能擺脫“賦性頑固，醉心利祿”的王廷鈞而返浙，故特著一“徒”字。這一“徒”字，大大增添了“八年風味”之苦的濃度。此后的“苦將儂”兩句結上片，承前啟后。“儂”，即我。“蛾眉”，借稱女子。“殊未屑”，意思是說極不愿為。為什么“殊未屑”呢?從詞人的其他詩文可知，一是“女的處了奴隸的地位”，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敬告姊妹們》)；二是婦女的才能不亞于男人，不僅“英雄亦有雌”(《題芝龕記》)，而且“骯臟塵寰，問幾個男兒英哲?算只有蛾眉隊里，時聞杰出”(《滿江紅》)，卻不能參加社會活動。

過片的“身不得”四句，緊接上片結拍，凸出自己的剛烈。以詞人此后參加革命的一系列壓倒須眉的英雄行為驗之，皆非空洞的豪言壯語，實是作為女革命家的她的人格的自然表現。“算平生”兩句，申述上意，說自己具有豪俠義氣，總是一片熱腸，肝膽照人。填此詞的次年(1904)三月，詞人為東渡日本，“托同鄉人陶大鈞的日籍夫人荻子變賣余剩飾物，籌得旅費。方欲啟程時，前禮部主事王照因維新派嫌被拘下獄，她雖與王照素不識面，一聞此訊，即毅分出學費一部分托人送去，作運動釋放之用，還囑送款人勿告何人送來。”(徐雙韻《記秋瑾》)僅此一事，就足證“算平生”兩句絕非虛語，不用再引述她對革命同志的同生共死了。在當時污濁的社會里，申淑不芳，鷙鳥不群，詞人的胸襟，必然賞識者少，因此有下面“俗子”兩句深沉的感慨。寫于同年的《致文琴書》說：“于時事而行古道，處冷地而舉熱腸，必知音之難遇，更同調而無人。”寫于同年或次年的《劍歌》說：“熱腸古道宜多毀，英雄末路徒爾爾。”可以參讀。“俗子”指包括她丈夫在內的封建官僚及一般渾渾噩噩的人。“英雄末路”，就社會言，是說生不逢時，處于昏庸腐朽的晚清；就身世言，是說受束縛于家庭，受欺凌于丈夫。“當磨折”，是詞人對要成就英雄業績，必須經歷重重困難的清醒認識，極為可貴。最后以“莽紅塵”兩句收煞，將悲憤感情的表達推向高峰，辭意俱盡。“莽”，廣大無邊的樣子。“紅塵”，指人間社會。“知音”，指能理解自己的志同道合者。“青衫濕”，取自白居易《琶琵行》中的“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里是用以極言其淚多。詞人的流淚，不是由于軟弱，而是由于先進的思想得不到理解的孤獨。詞人的流淚，基于身世之悲，難道其中不包含著“愧我年廿七。于世尚無補”(《泛東海歌》)的苦悶嗎?

這闋詞主要表現的是詞人不甘心作按傳統模式生活的婦女的心態和無人理解的悲憤，可視為她東渡日本，投身革命的前奏曲。情深意蘊，沉郁厚重，則是其藝術魅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