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調公

孤憤千秋在， 狂呼一擊中。

夷酋方喪魄， 廷議急和戎。

殲敵誠非易， 要盟豈有終?

宋金殷鑒近， 幸莫恃成功。

李慈銘

歷來感時憂事的愛國詩篇大多以慷慨激昂或者沉郁頓挫見長。這正因為，詩人面對著驚天動地的事變，憂心國家億萬人民的命運。或而大敵當前，則切念御侮圖存；或而政敗風頹，則深懷興利除弊；或而朝廷妥協投降，則以大義凜然的椽之筆鞭撻民族敗類；或而身臨民族壓迫之際，在疆場上或囹圄中受到敵方的沉重壓力甚至鼎鑊當前，則能堅持正氣、誓死不屈。這些在古代文學中都是史不絕書的。它們都是輝煌千古的愛國詩篇，也都是黃宗羲所說的“元氣鼓蕩而出”的“風雷之文”(《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特定的內容賦予作品以磅礴的生氣，這正是必然的。

然而，從絢爛多彩、風格各異的藝術表達來說，在各具思想和風格的作家所表現的“風雷”特色卻也互有同異：有的是轟天撼地，好似龍吟虎嘯，有的卻是中心如焚，醞釀待發，聲音不過高亢而內涵千鈞，有的是因奇制勝或出之以鋪排的筆勢，有的卻是出以自然，趨于平實，直抒胸臆。前者如文天祥的《正氣歌》、張孝祥的《六州歌頭》；后者如《王風·黍離》和劉克莊的《戊辰即事》。李慈銘的《書事》也可以說就是屬于后一種。一般說來，既然是“風雷”之文，就還是以前一種表現為莽莽蒼蒼、動人心弦的壯美詩篇為好。但話也不能說得太絕對。由于客觀現實變幻萬端，觸動詩人心弦的歷史事件不同。而詩人為之引起的悲慨沉慟自也不同，再加上長期培養而成的審美美格的規范，壯美風格之外而產生優美，浩蕩之外而出現渟蓄，這樣的“風雷”之文的出現，舍昂揚而取深穩，去悲壯而發憂思，這尤為奇怪了。雖說不是地道的“風雷”之文，但也不妨稱之為愛國強音之外的和鳴。按照李慈銘那樣一個基本上算是封建正統思想的文人，他的題材大多是描寫文人名士的貧窘生活和山水名勝的清嘉之境，而能發出如此關心嚴峻現實的“和鳴”，雖說遠遠比不上張際亮、丘逢甲等人，但也算是很難能可貴了。

李慈銘這一首《書事》(原二首，此處選一)是因特定事件的觸發而寫的。題目上注明“庚午”，實即指清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各地陸續發生教案，引起了人民奮起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場風波。由于當時發生了拐賣人口事件，涉及教堂，人民群眾紛集天主堂前理論。而與此同時，法帝國主義駐津領事與清廷大臣交涉，首先開槍打死了中國人，引起廣大人民的憤怒，掀起了自發的反抗運動。在處理這一案件時，清政府不惜喪權辱國，承諾了法帝的多種無理要求，極大地損害了國格。終于引起廣大人民和愛國人士要求懲辦處理案件的要員曾國藩，譴其為無恥國賊，并要求湖廣會館開除曾的湖南鄉籍。這一場巨大風波的掀起，在那一個腐敗之極、風雨飄搖的清末王朝中出現，本來是不足奇怪的。迫于帝國主義的野蠻專橫、倚勢凌人，全國各地人民陸續自發地掀起反抗怒潮，本來也不止天津一地。為此，反映在近代史頁中的煌煌詩篇不在少數。不過，這些詩篇的作者大多是地主階級開明派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人士，特別是敢于睜開眼睛看世界的進步文人。可現在，連一位思想比較保守、持“內圣外王”觀點的李慈銘居然也寫下了少許“漆室坐憂時事非”(《贈呂定子》)一類的好詩了。這一可喜的事實，說明近代愛國主義已經形成廣泛的思潮。它超越了古代愛國詩篇的一族一君之愛提升到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受迫受侮之憤。但可惜的是，限于李慈銘的思想水平和生活視野，他的這首《書事》雖有冷靜的分析和對國事的深憂而氣魄不免單薄，筆勢也欠豪放，長于發人思考而難以鼓動人心。

當然，說這首詩沒有氣魄也不符合事實。開頭的“孤憤千秋在，狂呼一擊中”就是以深穩凝煉的筆墨開通篇首唱的。它表明庚午事件中人民的愛國行動將拓為煌煌青史。既以“狂呼”形容義憤的聲音，又以“一擊”描繪義憤的行動。傳統詩詞，往往用“千秋”強化時間的莽莽。而“一擊”之“一”又體現雷霆萬鈞的氣勢。特別是五律詩以凝煉典重見長。這樣的起句不但采取了開門見山的形式，還利用首句以仄韻收聲，強化了贊頌的感情，進發了頓挫的節奏，為贊頌“孤憤”形成蓄勢，無形中將蒼莽境界的“千秋”和短促有力的“一擊”巧妙對襯。其用意所在，顯然是為了頌揚“孤憤”之所以“千秋”的崇高內涵。這正是陳衍贊美李詩的所謂“平直”(《石遺室詩話》)。

開頭直起，下面的頸聯也還是一路地敘述下去。敵人已經喪膽，懾于義憤，可清廷偏偏不能掌握這一有利時機，堅持立場，相反地表現了昏庸怯弱，急于效法歷史上的“和戎”，這就不能不使詩人深深為之嘆息了。從首句開始寫到此處，從人民群眾在“孤憤”中的“狂呼一擊”到敵人的為之“喪魄”，再到清廷的覥顏“和戎”，有關事件的三個方面都自然而然地、富于轉折地、一氣呵成地貫穿起來了。那么，下半首又將如何落筆呢?

現在，已經是詩人隨著人民群眾的“孤憤”而進行孤憤的沉思了。“和戎”是必須反對的，因為這意味著委曲求全，對帝國主義者的無理要求百依百順。然而，這反對并不等于說不自量力，就此對侵略者輕易開戰。他擔心的只是一再在敵人要挾下任其予取予求，這結果必然很危險。為此，他在詩里不僅抒發憂憤，更對清廷提出諍諫：千萬別以為這種但求茍安的“要盟”可恃，未來的禍患將是無窮的啊!這四句不但分析入微，更表現了詩人憂時愛國(也還包含著一些忠君意識)的拳拳懇切之誠。

清淡自然的風格是李慈銘的特色，而在這首詩中則具表現為脈絡的婉約通暢。作為客觀的庚午事件的描敘是開合自如，作為主觀的對人民義舉的頌揚和為朝廷外交大策竭智籌謀的赤忱是語重心長，再加上這主客觀的統一，二者又是水乳交融。描敘，論析，抒情，三者都統攝于引起“孤憤”的事件和詩人對“孤憤”的沉思中。這兩者緊緊地扣合，不事夸張，沒有枝蔓，也毫不做作。起承轉合，有水到渠成之勢。這種愛國詩篇既非大聲鏜，也非百轉回腸，然而它卻也反映了清代后期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愛國運動和清朝統治者的自甘屈辱的丑態，以至當時保守階層的士大夫的開始覺醒。稱之為“風雷”的和鳴，應該說是當之無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