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晶

崇禎十一年冬，蘇州府城中承天寺，以久旱浚井，得一函。其外曰：《大宋鐵函經》。錮之再重。中有書一卷，名曰《心史》，稱“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思肖號所南，宋之遺民，有聞于志乘者。其藏書之日，為德祐九年，宋已亡矣，而猶日夜望陳丞相、張少保統兵外來以復土宇，至于痛哭流涕，而禱之天地，盟之大神，謂氣化轉移，必有一日變夷而為夏者。于是郡中之人見者，無不稽首驚詫，而巡撫都院張公國維刻之以傳，又為所南立祠堂，藏其函祠中。未幾而遭國難，一如德祐末年之事。嗚呼悲矣!其書傳至北方者少，而變故之后，又多諱而不出，不見此書者三十余年，而今復睹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昆山歸生莊和之八章。及浙東之陷，張公走歸東陽，赴池中死；錢君遁之海外，卒于瑯琦山；歸生更名祚明，為人尤慷慨激烈，亦終窮餓以沒。獨余不才，浮沉于世，悲年運之日往，值禁網之愈密，而見賢思齊，獨立不懼，故作此歌以發揮其事云爾。

有宋遺臣鄭思肖， 痛哭胡元移九廟。

獨力難將漢鼎扶， 孤忠欲向湘累吊。

著書一卷稱心史， 萬古此心心此理。

千尋幽井置鐵函， 百拜丹心今未死。

胡虜從來無百年。 得逢圣祖再開天。

黃河已清人不待， 沉沉水府留光彩。

忽見奇書出世間， 又驚胡騎滿江山。

天知世道將反復， 故出此書示臣鵠。

三十余年再見之， 同心同調復同時，

陸公已向厓門死， 信國捐軀赴燕市。

昔日吟詩吊古人， 幽篁落木愁山鬼。

嗚呼!

蒲黃之輩何其多， 所南見此當如何!

顧炎武

這首詩借詠嘆《心史》，以抒發自己系懷故國、欽敬愛國志士的深情。《心史》，相傳為宋末著名愛國士大夫鄭思肖所作。鄭思肖，宋末福建連江縣人，宋亡之后，隱居蘇州，改名思肖(肖代“趙”字，以志不忘宋室)，字憶翁，號所南，都表示不忘故國之意。平居坐必南向，常南向痛哭。有高度的民族氣節。顧炎武所經歷的明清易代之際，與鄭思肖所處的時代是很相似的。顧炎武對故國的系念以及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也是與鄭思肖前后相近的。對鄭思肖及其《心史》的詠贊，正是顧炎武自己愛國襟懷的袒露。

詩前有四百余字的序，敘說了《心史》的發現過程，并且直接表達了對抗清愛國志士的懷念與欽敬。序文本身便是一篇情感濃烈的好文章。圍繞著《心史》的發現以及人們對它的高度重視，詩人勾畫了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的一些愛國志士的剪影，使這首詩有著鮮明的現實性。而在序尾，詩人又直接敘寫了自己“獨立不懼”的亢烈志節，使詩作具有了慷慨悲壯之氣。

全詩可分為三層。從“有宋遺臣鄭思肖”到“百拜丹心今未死”，為第一層，詠贊了鄭思肖在宋亡之后的愛國忠憤之情。“有宋”四句，一開始便寫出鄭思肖的亡國之痛。“九廟”，皇帝的宗廟。元朝滅了宋朝，社稷已傾，江山易主，鄭思肖不時痛哭，足見其愛國情深。“漢鼎”指漢族政權。獨力難扶“漢鼎”，只好以自己的孤忠憑吊屈原。“湘累”，指自沉湘水而死的愛國詩人屈原。這里是說，鄭思肖的愛國孤忠，正是和屈原的愛國精神一脈相通的。“著書”四句，將筆墨轉到《心史》上，說鄭思肖所作《心史》，雖以鐵函置于“千尋幽井”之中，但作者的“百拜丹心”至今未死，因為雖處不同時代，上下數百年，但愛國志士的情愫卻是相同的。

“胡虜從來無百年”到“故出此書示臣鵠”八句為第二層，詩人概括了從元到清“胡人”再度入主中原的滄桑歷史，說上天出示《心史》，作為臣子的楷模!“胡虜”指元朝，無百年，指統治中國不超過百年。“圣祖”，指明太祖朱元璋。“再開天”，重見天日，言朱元璋滅元建明。“黃河”二句，說鄭思肖沒有來得及見到天下光復，但其所著的《心史》仍在井中發出熠熠光彩。“奇書”指《心史》。清人入關，鐵蹄踏遍華夏江山，《心史》復出，這二首之間似有一種內在的神秘聯系。“天知”兩句進一步闡明這種聯系，說無意將此奇書在變亂之際出示天下，昭告為人臣者當以鄭思肖為榜樣。《禮記·射義》云：“為人臣者，以為臣鵠。”鵠是射箭的靶子，引申為目標、標準。這一層把《心史》與歷史滄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心史》的沉浮關合時代的巨變，詩意曲折跌宕。

“三十余年再見之”到“所南見此當如何”八句為第三層。從再見《心史》想到宋末愛國志士慷慨壯烈的報國之舉，表達了詩人的深切追慕之情。同時，又感于明清之際多臣有投降求榮之輩，詩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三十余年”，《心史》初于井中發現是崇禎十一年(1638)，而詩人作此詩時是康熙十七年(1678)，相隔四十年，此處說是“三十余年再見之，同心同調復同時”，也正是序中所說的“不見此書三十余年，而今復睹之富平朱氏。昔此書初出，太倉守錢君肅樂賦詩二章，昆山歸生莊和之八章。”詩人此時賦詩的心情與當時錢、歸二人是完全一樣的。“陸公”、“信國”是贊頌宋末愛國名臣陸秀夫、文天祥為國赴死的高行壯節。陸秀夫在崖山兵敗，背負帝昺，投海而死。信國，指文天祥，恭帝時任右丞相。祥興元年(1278)，封信國公，在五坡嶺兵敗被俘，后被送到大都(今北京)，寧死不降，慷慨就義。這兩句既是對宋末愛國名臣的追慕，也是對明末愛國志士的憑吊。“昔日”兩句就直接表達了對張國維、歸莊等人之死的哀痛與懷念。“蒲、黃”兩句，是對無恥投降的人的無比憤恨與蔑視。蒲指蒲壽庚，宋末任提舉市舶；黃指黃萬石，任江西制置使，皆降元。明末降清者很多，詩人借蒲、黃指斥此輩。

顧炎武不僅是著名的詩人，同時也是清初的著名思想家、愛國者，他的詩作內容深刻，風格渾厚，深得杜詩之真脈。這首七言歌行，寫得蒼涼悲慨，而又勃發著英武之氣。詩中基本上是四句一轉韻，曲折盡致地表達了詩人磊落崢嶸的情懷。詩始終以《心史》作為中心線索，而又勾畫出宋末與明末愛國志士的群像。筆法是十分巧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