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花間》、《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臺新詠》。讀《草堂詩余》，令人回想韋縠《才調集》。讀朱竹垞《詞綜》，張皋文、董晉卿《詞選》，令人回想沈德潛“三朝詩別裁集”。

文學選本在中國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上產生了深遠影響。古人很重視文學選本的作用，普及作品、傳授文學知識，乃至表達文學思想，都主要是通過文學選本來實現的，它們的作用往往超過論述性的文章和著作，這又促成了過去文學選本發達的狀況。詞選本雖然沒有詩文選本那么繁富，歷代積累起來的數量也很可觀，它們的作用、影響等情況與詩文選本也大致相似。在詞選本中，五代趙崇祚編《花間集》、宋初佚名編《尊前集》，南宋書坊編《草堂詩余》，清朱彝尊、汪森編《詞綜》，張惠言、張琦編《詞選》和董毅編《續詞選》，都很著名，其中《花間詞》在后世流傳甚廣，而《草堂詩余》在明代，《詞綜》在清代，《詞選》在清后期，也都是暢銷書。可以說，一部中國詞史的形成與這些選本的廣泛流傳是分不開的。鑒于詞選本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它們自然被納進詞學批評家的視野，受到高度關注，從而使評論詞選本成為開展詞學批評的一項突出的內容。

王國維在這條詞話中，分別將以上這些詞選本與一些詩歌選本互相比擬，雖然他只用了“令人回想”這樣一種著眼于二者的類似性、不明確顯示褒貶傾向的文字作為對二者關系的說明，可是其中包含的某種不滿和批評還是能被感受到。他將《花間集》、《尊前集》比況為《玉臺新詠》。《玉臺新詠》是一部“艷歌”集(見徐陵序)，歷來多被批評，《花間集》“聲聲而字合鸞歌”，“字字而偏諧鳳律”(歐陽炯《花間集敘》)，《尊前集》音旨婉麗，王國維作這樣的比擬自有其成立的理由，而顯然，他在比擬中又含有借著歷來人們對《玉臺新詠》的不滿印象稍稍抑低《花間集》、《尊前集》的意圖。《人間詞話》“初刊稿”第一九條對“中、后二主(李璟、李煜)”和馮延巳詞不見于《花間集》表示滿意，因為李煜、馮延巳是他非常推崇的詞人。這可以作為以上分析的佐證。王國維在“未刊稿”第三七條評《草堂詩余》說：“雖有褻諢之作，然佳詞恒得十之六七。”似乎主要傾向是對它肯定，然而，那主要是針對朱彝尊推崇《絕妙好詞》痛貶《草堂詩余》而言，所以他肯定《草堂詩余》的部分原因顯然是出于反對浙西詞派的需要，除去這個因素，王國維對《草堂詩余》的不滿還是很多的。他此處將《草堂詩余》比擬為《才調集》，這是五代韋縠編選的一部唐詩集，以入選艷麗的閨情之作為主，他將這兩種詩、詞選本作比擬，主意雖然在于顯示二書相近的風格，略抑的態度也包含在其中。《詞選》是常州詞派一部重要選本，張惠言與弟張琦合編，又名《茗柯詞選》，常州詞派主要的詞學主張和批評方法都包含在里面。此書選詞甚嚴，張惠言死后，由他外孫董毅編纂《續詞選》二卷，后人刻《詞選》，以《續詞選》附之。然《續詞選》增加了浙西派所推崇的詞人作品，選詞的宗趣發生變化，顯示某種調和常州、浙西兩派的跡象。王國維這條詞話中“晉卿”(董士錫字)當作“子遠”(董毅字，董士錫子)。他對張惠言評詞及該派的詞創作批評很多，此處又將《詞選》和《續詞選》比擬為沈德潛《唐詩別裁集》、《明詩別裁集》、《國朝詩別裁集》。沈德潛是清朝詩歌批評中“格調說”的提倡者，其失在于裦衣大袑氣象，尊敬而失于膚廓，他的別裁詩系列正是“格調說”的代表。王國維將《詞選》與“三朝詩別裁集”互為比擬，大概也是不滿張惠言論詞莊嚴有余，而個人情性卻被藏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