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巳骎骎。
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
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
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自注：國初取宋，于青城受降??。）
這首詩寫于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舊歷癸巳年。
這一年四月，記載著金朝歷史上的奇恥大辱，揭開了金朝百年史的亡國篇章：無賴出身的金汴京（今河南開封）守將、西面大元帥崔立發(fā)動兵變，打開汴京城門，投降蒙古。四月二十日，他以宮車三十七輛，將金室皇太后、中宮、妃嬪、宗族男女五百余口，起運北行，送往蒙古（《金史·崔立傳》），至青城（在汴京城南五里），被下寨在那里的蒙古軍殺戮（元劉祁《歸潛志》卷七）。四月二十九日，金留守官員被蒙古軍羈管出京，暫住青城。詩人當時任左右司員外郎，也在被羈管出京之列。親身經歷改朝換代的滄桑巨變，親眼目睹家亡國破的慘劇，詩人以一個歷史見證人的身份，深刻反思了金王朝走向覆滅的歷史演變。
前二聯(lián)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骎骎。”首聯(lián)以諷喻的筆致，揭示亡國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層在決策思想上對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夠的警戒和清醒的認識。骎骎（qinqin），馬疾速奔馳貌。蒙古貴族以牧馬為名，頻頻南犯，覬覦金國疆土。金朝統(tǒng)治者對此卻視而不見，麻木不仁。自正隆年間（1156-1160）起，經常舉行宴賜，賜給北方邊陲各部族宴用金錢，換取與蒙古和好，求得邊境太平。明昌二年起，規(guī)定每五年宴賜一次，并派遣朝廷官員專程前往主持宴賜事務（《金史·李愈傳》）。一“初”一“已”，呼應緊湊，提示了問題的緊迫和嚴峻。而金廷滿腦子求和思想，對蒙古入侵毫無準備，這是它必然走向滅亡的內在根源。
“只知灞上真兒戲，誰謂神州遂陸沉！”頷聯(lián)以追悔的語調，指出亡國的原因還在于金朝軍隊在軍事上喪失戰(zhàn)斗力，無力抵御蒙古軍隊的侵入。灞上，即霸上，在今陜西西安市東，因地處霸水以西高原上而得名，為古代軍事要地。陸沉，比喻國土不是由于洪水而是由于禍亂而沉淪。《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灞上真兒戲”，典出《史記·絳侯周勃世家》：“上（漢文帝劉恒）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周亞夫）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節(jié)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軾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這里用“真兒戲”喻指金朝軍隊毫無戰(zhàn)斗力。詩人以追悔的心情剖析自己只知道金軍如漢代霸上駐軍一樣真把軍事守備當作兒戲，誰料到竟導致神州沉淪，江山易姓呢！“只知”、“誰謂”，流水而對，以意外的驚愕，表達出詩人內心極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聯(lián)發(fā)抒國亡家破的情愫。
“華表鶴來應有語，銅盤人去亦何心？”頸聯(lián)借用歷史故實，抒寫被羈管出京的凄涼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鶴的典故。晉陶潛《搜神后記》云：“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子靈虛山。后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遂高上沖天。”倘若漢代丁令威化作白鶴飛到青城城門的華表柱上，看到金朝國土沉淪，生靈涂炭，看到金廷上層官員被羈管出京來到青城，他會怎么樣呢？他當然“應有語”，慨嘆“城郭如故人民非”了吧！這正是金亡后人民慘遭蹂躪的真實寫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銅仙人辭漢的典故。漢武帝劉徹晚年篤信仙術，為求長生不老，在長安建章宮造神明臺，鑄銅人一尊，以銅作承露盤，承接天上的甘露。唐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按當為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帝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王朝易姓，漢代銅人被魏官拆遷，他們“臨載乃潸然淚下”，依戀故土、緬懷舊主的情思不言而喻??。銅鑄的仙人尚且如此，而作為有著血肉之軀的人，詩人與其他金廷留守官員遭遇這亡國之變，被羈管出京，押往蒙古，他們的心情又會怎樣呢？這更是不言自喻的了。這兩句，一“去”一“來”，正切合“出京”和“來”青城“暫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蘊深廣，可謂“于極工煉中，別有肝腸進裂之痛”（清沈德潛語）。
“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尾聯(lián)揭橥歷史巧合，哀嘆亡國悲劇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詩人自注云：“國初取宋，于青城受降。”《歸潛志》卷七載：“大梁（汴京）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帝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后天興末，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內族復詣此地，多僇死。”同一青城，靖康元年（1127）十一月，金在此接受北宋徽宗、欽宗二帝的降表，滅亡北宋，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虜北去；一百年后，亡國后的金廷皇太后、兩宮嬪妃及諸宗族在此被殺戮，詩人和金廷其他上層留守官員作為蒙古軍隊的俘虜也暫居于此。有金一朝，興在青城，亡在青城，歷史的巧合怎不叫詩人感慨系之呢！在他看來，這一“興”一“亡”，恰恰昭示了天公的意旨。出于宿命論的影響，他對“天公意”又感到困惑不解，因而無可奈何地發(fā)出“興亡誰識天公意”的悲鳴。金廷之“興”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這一“古”一“今”，終將被歷史潮汐汰洗，唯有記載著金廷興亡榮辱的青城繼續(xù)存在，給后世留下一面明鏡，讓人們觀覽和記取國家興衰存亡的歷史經驗。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促使詩人援筆寫下了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詩篇。
清沈德潛在《宋金三家詩選》的眉批中指出：“遺山詩佳者極多，大要筆力蒼勁，聲情激越。至故國故都之作，尤沉郁蒼涼，令讀者聲淚俱下。”這首詩縱覽金代百年興亡史，寓意高遠，議論卓絕，情感蒼涼，是元好問詩中大氣包舉的佳制。詩人身為異族階下囚，不以一己生死為念，唯以故國興亡為重，表現出“詩人傷周，騷人哀郢”的高尚情操。他為金廷只顧“捐宴賜金”而無視蒙古“南牧骎骎”的失策而追悔惋嘆，為金廷不重軍事防備導致“神州陸沉”的“真兒戲”而痛心疾首。家破國亡，他捧出心懷家國的慷慨悲愴“語”；被羈管出京，他獻上依戀故土的凄涼赤誠“心”。他并不停留在亡國的悲慟之中，更在悲慟之余清醒地觀興亡，察天意，閱古今。這就使本詩具有史家的深邃和睿智。元氏后來回故鄉(xiāng)太原秀容（今山西忻縣）讀書山下過起遺民生活，在家建野史亭，立志要完成全部金史的著述，終以近二十年的辛勘編撰，寫成以詩存史的《中州集》和《壬辰雜編》。究其晚年立志撰史的動機，當源于親身經歷的亡國之慟。這首詩中顯示的史識，可能就是他這種心志的最初萌動。（林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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