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銓以一篇《上高宗封事》名傾朝野，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引起很大震動。我們了解他大多是通過張元干的名作《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如許。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云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這首慷慨悲歌之作寫于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胡銓四十一歲。筆是有力的工具，張元干通過如椽妙筆為他的好友胡銓壯行，充分展示了他們的人格個性和人生態度，體現了宋南渡以來有志恢復之士的豐富情感與內心世界。

胡銓（1102—1180）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物。他在高壓政治、諂諛之風盛行一時的形勢下挺身而出，堅定不移地與權勢對抗，謫居嶺南十八年，卻得以高壽，享年七十九，謚忠簡。細讀有關胡銓及南宋遷嶺文人的文集及當時的文獻資料，引起我們濃厚興趣的是：胡銓的高壽是如何獲得的？他的高壽意味著什么？他的境遇、情懷及他被放逐、貶謫的緣由及其后在嶺海之地的生活方式、生活作風與其高壽的關系，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仔細探索。

一、 倔強不屈、昂揚樂觀

胡銓的高壽有命運的因素，更重要的還與他倔強不屈、昂揚樂觀的人格個性和人生態度有關。據王明清《揮麈后錄》卷十《秦會之修和盟胡銓上書除名張仲宗送行詞削籍》載：

邦衡囚朱崖幾一紀方北歸，至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八十余而終，謚忠簡，此天力也。（《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4冊）

我們認為：胡銓“八十余而終”固天力，亦關人事，反映了胡銓樂觀的人生態度，尤其在貶謫嶺南之際，他順其自然而想，隨遇而安地活，知足常樂而過。

與胡銓同樣高壽的南宋名流周必大在《跋胡邦衡奏札稿》中，從“養氣”這一角度來高度評價胡邦衡的人格個性與人生態度：

歲在戊申，高宗策士，淮海胡忠簡公年二十有七，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公首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干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于民。”又謂宰相非晏殊，樞參非杜衍、韓琦、范仲淹，既批逆鱗，復侵當軸。圣主獨察其忠，擢置巍科。是時直聲已著縉紳間。后十年當紹興戊午，以樞密院編修官上書，乞斬宰執，時年三十七，直聲遂震于夷夏。尚有可諉曰年壯氣剛也，已而竄逐嶺海，去死一發，隆興初然后還朝，攝貳夏官，年已六十余，議論盍少卑之？今覽奏札殘稿，忠憤峻厲視戊申、戊午反有加焉。其孫知邕州櫬將刻石傳遠，見屬一言。夫人之生也有血氣，有浩然之氣。少而剛，老而衰，血氣也，眾人以之；秉彝好德，養之以直，塞乎天地，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胡忠簡公以之。（《文忠集》卷五○）

周必大是胡銓的同鄉，也是他的知音。我們從此跋文中可以探究某些長壽之道，即大多數長壽之人不但“年壯氣剛”，而且至老依然故我，“少老如一，浩然之氣也”，大情大性地過了一生。可以說，胡銓之所以那樣富有魅力，那樣神完氣足，那樣逸興遄飛，那樣激蕩人心，那樣高壽不朽，原因是他充滿活力、充滿希望、充滿生機、充滿信心。閱讀胡銓的作品，常常引起我們對人生命運的思考。面對著相同或相似的境遇，不同的人對命運的理解和采取面對現實的行動往往是截然不同的。天下有兩種人，一種人總是怨天尤人，不肯進取，年輕時覺得前途光明，歷經人生的磨難挫折之后慢慢衰老，整個人逐漸變得消極頹廢，陷入坍塌、扭曲；另一種人樂天知足，勇于拼搏，在人生的大風大浪中奮勇前進，在風塵困頓之際也能夠將生活上的苦難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人總得活下去，怨天尤人也要活下去，還不如“樂夫天命”地活下去，方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胡銓是一位始終如一與命運抗爭的人物，他在蠻山瘴水的嶺海之地，面對著政敵迫害和寂寞孤寂，仍然充滿戰勝敵人與環境的信心。其《與振文兄》中的自述心曲，或許可以看作周必大觀點的最佳注腳，他說：

每念通判兄七十尚生還鄉里，蘇子卿十九年歸漢，萬里遼東亦歸管寧。犬馬之齒比通判兄少二十年，自戊午被放及今比李揆多一年，比子卿欠二年，比姜慶初欠三年，比東坡多十年，他不足論也。倘厄運漸滿，如子卿則更二年耳，如慶初則更三年耳，豈可便作死漢看，謂不生還待下哉？如厄運未滿，更展十年，不然更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還鄉，有何不可？（《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十三）

大概想通了，人的精神面貌跟著好，胡銓在貶謫嶺海之時自然而然呈現出儒家至大至剛、道家脫略虛空、佛家看破放下的胸襟氣度。

胡銓似乎得到蘇軾“不可救藥樂天派”的真傳，養成了樂天知命的積極心理，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來進行創作，用自己的生活來實踐他們的作品。胡銓堅強不屈、昂揚樂觀的文化性格與他在嶺南謫居時期尚友古人有關。尤其是以蘇東坡為榜樣，在蠻山瘴水中用一雙善于發現美的眼睛去欣賞自然的美景與享受生活的樂趣，學會自嘲，懂得進退；他在貶所總是放松的，游戲的，豁達的，展示出與命運斗爭時游刃有余、從容自得的境界。胡銓紹興十二年（1142）至十八年謫居新州（今廣東肇慶新興縣），宋時屬廣南東路。在那里謫居的六七年時光里，胡銓沒有自暴自棄，而是隨遇而安、順其自然、知足常樂地過生活，善于發現貶所的風物之美，用歌詞記載當時的所見所感：

誰念新州人老。幾度斜陽芳草。眼雨欲晴時，梅雨故來相惱。休惱。休惱。今歲荔枝能好。（《如夢令》）

廢寢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一晃眼，人生已近黃昏。這首詞令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蘇軾貶謫到嶺南的食荔枝詩：

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久已輕莼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之二）

胡銓與蘇軾一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被奸臣迫害而被貶謫到蠻山瘴水的嶺南。他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把握現在、活在當下，用樂觀曠達之心去體味生活之美，用他善于發現美的眼睛去欣賞嶺南的斜陽芳草、梅雨荔枝，度過了充實的人生。蘇東坡是南宋遷嶺文人心中效仿的對象，無論是胡銓，還是李光，都從東坡的生活經驗與人生智慧中獲取了化解人生苦悶的方式。蘇東坡在嶺南一帶的生活方式、人生態度及其應對人生苦難、調節心理苦悶的人生思考，永遠留在了南宋遷嶺文人心中。蘇東坡是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全才，是最有魅力的人物，他以他的才華、學識和人格，塑造了后世文人的文化性格，給他們以直面慘淡人生、正視淋漓鮮血的勇氣與信心，繼續在蠻山瘴水的嶺海之地奮勇前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南宋遷嶺文人流離失所、播遷無定的過程中，前輩士人的心靈依然與他們息息相通，他們面臨著嶺南山水風月時會自然而然地懷想古人、尚友古人，從他們身上汲取到面對現實、超脫苦難的百丈甘泉。

胡銓在貶謫嶺海之際、友朋星散之時、彷徨無地之中選擇了繼續抵抗。他在蠻山瘴水中思考人生、探索出路、從困境中掙扎出來乃至最終完成自我，都與他尚友古人有著密切聯系。除了以東坡為摯友，學習他的人格個性與人生態度外，胡銓還以鄉賢前輩、倔強執著的一代文宗歐陽修、一代詩壇宗主黃庭堅為榜樣，在蠻山瘴水中通過懷想歐陽文忠公、黃山谷來抒寫懷抱，寄托情感，我們從中亦可感受到他自己的人生思考與文化性格：

崖州何有水連空。人在浪花中。月嶼一聲橫竹，云帆萬里雄風。多情太守，三千珠履，二肆歌鐘。日下即歸黃霸，海南長想文翁。（《朝中措·黃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韻》）

夢繞松江屬玉飛。秋風莼美更鱸肥。不因入海求詩句，萬里投荒亦豈宜。青箬笠，綠荷衣。斜風細雨也須歸。崖州險似風波海，海里風波有定時。（《鷓鴣天·癸酉吉陽用山谷韻》）

可見，尚友曠達豪邁、倔強執著的古人，是幫助胡銓度過貶謫嶺海生活困境、得享高壽的重要因素。

二、 富有成就感

除倔強不屈、昂揚樂觀外，富有成就感亦是胡銓長壽的要素。胡銓“年壯氣剛”時就“直聲已著縉紳間”“直聲遂震于夷夏”，成就感不可謂不充足。動亂年代，情況瞬息萬變，隨著時光流逝，胡銓的成就感越來越明顯，這源于各種復雜微妙因素的綜合作用。胡銓早年反抗秦檜的經歷，及其蒙冤受貶的命運，隨著時空的轉移，成為積極性因素。在傳統觀念里，胡銓的上述經歷，體現了“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士”之精神。

胡銓對于自己所扮演的英雄角色，始終是自覺自愿的，并且有一種做為男子漢、大丈夫的成就感。他上書高宗時道：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宋史》卷三七四《胡銓傳》）

人的成就感是沒有標準，只有比較的，只有通過對比而來。有時與自己的過去對比，更大程度上是與他人對比。在秦檜當權、文丐奔競的社會環境下，當“舉朝之士皆婦人”時，胡銓表現出極大的勇氣與不同尋常的一面。作為一個埋頭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大丈夫、真豪杰，胡銓敢于用詩詞文章針砭時弊、關心民瘼，且立意高遠、筆鋒犀利、才情四溢，心中巨大的成就感與榮耀感可想而知。

胡銓一生行事，印證了中國古代哲人為官之道：“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王曾瑜對此有很好的解釋：“在等級授職制的官場里，只有像范仲淹那樣的哲人，才能提煉和總結出‘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的為官之道。一般說來，做官無非是希望步步高升，得罪上級和皇帝，就無法指望升遷，甚至還要受懲罰，得死罪。……堅持原則，不計較個人的升黜榮辱。當然是一種很高的情操和修養。”（《古今一理——王曾瑜讀史雜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周必大在《文忠集》卷四十七《跋張仲宗送胡邦衡詞》中表達的觀念正可補充說明這一點，他深刻有力地指出：

送客貶新州而以《賀新郎》為題，其意若曰：“失位不足吊，得名為可賀也。”

中國人十分注重“得名”，甚至于對“名”有一種宗教般的信仰，能留下好名聲于人間，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不顧個人安危勇于諫諍的名聲，更是被世人所推崇。胡銓在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之時，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說出正論危言，故能受到時賢后人由衷的敬意與推崇。可見，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今日之屈，未必不是日后之伸。權奸秦檜與高宗皇帝對胡銓的懲罰反而成為他一生之中最感榮耀之事，而且這種懲罰越重，他的榮耀感就越強。一個具有巨大成就感的人是容易得享高壽的。

三、 良好的人際關系

胡銓上書反抗秦檜的行為，引起了張元干、王庭珪、李彌遜、陳剛中等仁人志士的深刻同情。據史書載：“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宋史·胡銓傳》）在最艱難的歲月里、在遭到秦檜高壓政策迫害下，胡銓和當時的正義之士建立起了深厚感情，這是無比巨大的精神財富。

人生在世，良好的人際關系是非常重要的。無論在哪，遇到什么樣的人，和什么樣的人交往，交往程度如何，才最值得我們重視。如果能夠交到知己好友，哪怕是窮山惡水、瘴雨蠻煙的嶺海，也讓人感到愜意，值得留戀；如果遇到的都是些面目可憎、言語無味的奸佞小人，風景再美，條件再好，哪怕是政治、經濟中心的京華，也令人厭倦生畏，產生遠離該地的強烈愿望。所謂“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瓊樓玉宇”的“高處”，往往令人“不勝寒”，反而是“在人間”，可以讓人“起舞弄清影”，自由自在、瀟灑走一回。對人的一生產生巨大影響和有著深刻意義的關鍵在人，而不是地方。遇到什么樣的人，才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令我們思念的往往不是地方而是人，地方因人而有了意義。長期處在貶謫之地，但熱愛與人交往，尤其是樂于獎掖后進，與同僚、晚輩、普通大眾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是胡銓得享高壽的又一重要原因。

周必大在談到胡銓創作時，謂其有不可及者三：

用事博而精，下語豪而華，一也；士子投獻，必用韻酬答，雖百韻亦然，蓋愈多而愈工，二也；此篇和王君行簡，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三也。（《文忠集》卷四七《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因此，博學而有志之士多愿隨之：

行簡世家臨川，志大而贍于文，久從公游，其人亦可知矣。（《跋胡忠簡公和王行簡詩》）

德不孤，必有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從胡銓游者大多是“志大而贍于文”之輩。愛與后生士子交往，是胡銓性格中非常突出的特點。而后生晚輩的投贄詩文，亦是為了得到胡銓的酬答，這就相當于得到名流的印證認可。名流印可，是士子的成名捷徑，胡銓深通世故，通達情理，知道投贄士子的干謁目的、熱望渴求。他不讓人失望，“必用韻酬答”“率次韻以酬”，是一種很難達到的人生境界。深受時人好評、有著很好名聲的胡銓閱盡世態炎涼，仍不失與人為善的雅量高致。這表明，他的生活是圓融婉轉的，有彈性，能適應環境，既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敢于堅持不渝地斗爭，也能在日常生活中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圓熟婉轉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幫胡銓度過了生活的難關，久謫海外，丹心不改，“年七十五，長歌小楷，與四五十人無異”，學有所長，藝有所精，得享高壽。

有一則逸聞趣事可以補充說明胡銓高壽的秘訣。據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六“自警詩”條載：

胡澹庵（即胡銓）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曰：“君恩許歸此一醉，旁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見之，題絕句曰：“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此則記載表面上似說朱熹譏諷胡銓不能脫離色欲的誘惑而誤平生，我們由此反而更能理解“大智大勇”的胡銓有血有肉、生氣勃勃、元氣淋漓的一面。正是胡銓熱愛生活、熱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才能在嶺海飄零十余年而得北歸。對此，四庫館臣有較通達的看法：

銓孤忠勁節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陳烈逾墻之遁，遂坐以自誤平生，其操之為已蹙矣。平心而論，是固不足以為銓病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五十八《澹庵文集》提要）

如果我們做進一步的聯想，淪落嶺南的國學大師陳寅恪也與伶人樂工之輩交往密切，引以為知己，在嶺南的歲月里“著書唯剩頌紅妝”，寫出了九十萬字的煌煌巨著《柳如是別傳》，與胡銓一樣得享高壽。

胡銓后來功成名就，與他的高壽密不可分。隆興元年癸未（1163），胡銓六十三歲，侍宴于后殿，作《經筵玉音問答》，其中的跋語頗能表達他晚年心境：

予半生嶺海，晚遇圣天子擢用，一歲之間，凡九遷其職。一月之間，凡三拜二千石之命，十拜遷秩之旨。至于隆興癸未夏侍宴之恩，古今無比。（胡銓《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

胡銓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于他的高壽，在“半生嶺海”之余，能夠熬到晚年，“遇圣天子擢用”，從而漸入佳境、備受恩寵、大展宏圖。由此可見：長壽，對于飽經滄桑、忍辱負重而又大智大勇的南宋遷嶺文人來說豈不重乎？

（作者單位：肇慶學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