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筆

白頭蕭散滿霜風①，小閣藤床寄病容②。
報道先生春睡美③，道人輕打五更鐘。

【注釋】

①蕭散：猶蕭疏，指頭發稀少。滿霜風：李白《覽鏡書懷》詩云：“自笑鏡中人，白發如霜草。”滿霜風，謂發已盡白。

②寄：寄托。病容：猶病身。

③報道：報告說。

【評析】

此詩作于紹圣四年，蘇軾在惠州貶所。

蘇軾“紹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于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于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于嘉祐寺……”(《遷居》詩引)到了紹圣四年二月，白鶴峰新居建成，詩人遷入。但四月十七日接到再貶儋州的命令，兩天后即離開惠州。根據此詩作于離惠之前，以及詩中“春睡美”、“道人”等語，我們大致可以推斷，此詩當作于紹圣四年的初春，作者寓居嘉祐寺中、尚未遷居白鶴峰時。

此詩的第一句，“白頭蕭散滿霜風”，是詩人的自繪肖像。紹圣元年，詩人南遷，入贛過惶恐灘時，曾有“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之句，可知那時頭發還是黑白混雜的。可是度嶺之后，還不到四年，詩人的頭發就已經全白了!歲月的霜雪，無情地覆蓋了他的頭頂，而且白發蕭疏，搔而愈短，“渾欲不勝簪”了。這句詩的描寫完全是寫實的，但寫得從容瀟灑，一付陶然忘憂的樣子，并不使人產生悲苦的聯想，所以為全詩定下了明快的調子。

接下來，“小閣藤床寄病容”一句，寫出了自己眼前的處境。小閣，是指嘉祐寺中自己的居處。藤床，則是嶺南常用的寢具。小閣藤床，環境顯然十分優雅。“寄病容”中的“寄”字，包含了自己遷謫萬里、無家可歸、寓居佛寺等窘迫的現實;“病容”二字，可以有兩方面的理解：既可以理解成詩人南遷以來兩目昏花、左手麻木等年老衰病的事實，也可理解為垂老投荒、北歸無望的愁苦之狀。但在這里，作者并不想寫出自己的痛苦，所以僅用“寄病容”三個字，很籠統地一帶而過，而把表現的重點，放在了前面的“小閣藤床”四個字上。他實際上是說，小閣是如此幽靜，床榻是如此舒適，我正可以在此安然而臥，來休養自己的衰老多病之身了。字里行間，透露出作者雖身處逆境，卻隨遇而安、豁達開朗的樂觀精神。

詩的后兩句，作者沒有再直接描寫自己，而是從寺中僧人的一面落墨，通過側面描寫，來表現自己悠閑的生活和恬淡的心境。在“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這幅畫面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到東坡先生小閣藤床、敧枕而臥，春夢正酣的神態;看到小僮喜滋滋地跑來，報告先生“睡得正香甜”時的表情;看到僧人們為使先生安睡，而輕手輕腳地敲鐘的動作;甚至可以聽到那在羅浮山下、東西江畔清悠回蕩的鐘聲。在這幅畫面中，作者顯然融注了深厚的詩情，把他那種從人生苦難中超拔出來而胸無芥蒂、怡然自樂的廣蕩襟懷，那種屏除了一切利欲、“華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的高雅情志和瀟灑風姿，那種在嶺南山水的撫慰下心靈的寧靜和澄澈，一全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

王文誥在《蘇海識余》卷一中說：“靈均之貶，全以怨立言;公之貶，全以樂易為意。”確實相當準確地把握了蘇軾嶺海詩的特點。而《縱筆》一詩，正是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貶謫嶺南后隨緣自適、樂觀曠達的精神風貌，因而成為作者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關于《縱筆》這首詩，《艇齋詩話》和《輿地廣記》中都記載了一段有名的故事，說此詩傳至京城，當時任宰相的章惇看了，笑道：“蘇子尚爾快活耶?”于是加重處罰，將蘇軾貶到了更遠的儋州。這個記載是否可靠，歷來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我們不想在這里展開討論。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即《縱筆》這首詩中所表現出的“快活”，確實是太明顯、太引人注目了!其實蘇軾在嶺南的生活，是遠非那么舒適、那么愜意的。這就很值得引起我們的深思。

近年來，據一些學者考證，蘇軾在惠州兩居合江樓，但都被奸小逐出，并按官方指定住進荒涼的嘉祐寺;他的行動受到嚴格的限制，連近在咫尺的羅浮山都不能往游;為了躲避奸小們的構陷，他在寫給親朋的一些完全無關緊要的詩文之后，都再三叮嚀“閱訖毀之”、“請勿示人”等等，可見他生活在一個何等惡劣的環境中!另外，我們從蘇軾詩中“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之一)、“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答周循州》)等記述看，他到嶺南以后“衣食漸窘”、“樽俎蕭然”(《和陶貧士詩引》)的情況，也是確鑿的事實。

然而，就是在這樣險惡的環境里、困頓的生活中，詩人卻表現出令人吃驚的樂觀、高昂的情緒，寫下了大量歌頌嶺南山川秀麗、風物奇美、民俗淳厚，以及自己欣于所遇、身心解脫、怡然自樂的詩篇。這些詩寫得情酣墨飽，充滿了浪漫主義的瑰麗的想象，為嶺南的山水風物和自己的貶謫生活敷上了一層奇異的光彩。我們只要對《寓居合江樓》、《游博羅香積寺》、《和陶歸園田居》、《食荔枝》和《縱筆》這些詩稍加分析，便不難看出，作者是以怎樣的激情，在涂寫他心中的理想的世界!他著意寫出嶺南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凡是生活中不美、不理想的，他便在詩中去美化、去加工、去創造。他這樣做的目的，實際上正是要用這個理想中的世界來支撐自己，去和現實中的污濁社會相對抗!

在這些詩篇中，我們看到了詩人善于以逆境為順境，樂觀曠達、無往不適的生活態度，這無疑是他與險惡環境進行斗爭的一種特殊的方式。事實上，他能夠堅定地生存下來這件事本身，便是對統治者的迫害的無情嘲笑!從這個角度來看《縱筆》一詩，我們便會發現，這正是詩人充滿斗爭勝利的喜悅的作品。紀昀認為此詩僅僅是“失意之人”的“極牢騷”語，應當說還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