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無弦琴”對老子哲學的演繹

作為詩人，陶淵明一生追求的是詩意的生活。彈奏“無弦琴”，是詩人的風流，這種風流本身也就是一個充滿詩意的浪漫的藝術顯現過程。陶淵明的“無弦琴”，妙就妙在一個“無”字，這就是它的會意性，而非言傳性。因為陶淵明平生深受“言意之辨”的哲學思潮的影響，他是一位典型“言不盡意”論者。《陶淵明集》卷三《飲酒》其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無疑是其玄學人生觀的袒露。陶淵明的“無弦琴”既是充滿詩意的，也是富于哲理的，它實際上昭示了老子哲學的“有生于無”的終極性哲學觀念。《道德經》第四十章曰：

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有聲出于無聲，有弦出于無弦，“無”乃是“有”的根本，天下的萬有皆來自“無”。“無”是世界的本體，也是萬物的本源。《道德經》第四十一章曰：

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大音希聲”的觀念，正是“有生于無”的思想具體化。莊子進一步豐富了老子的這種思想。《莊子·天地第十二》：“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道”是可感可知，無處不在的，但也是不可聽不可聞的。老子肯定“無”，卻并不否定“有”。《道德經》第二章曰：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

“有無相生”是老子提出的又一重要哲學命題。因此，陶淵明彈奏“無弦琴”乃是對這樣一種形而上的具有超驗性質的哲學觀念的具象性的實踐，是可感可知的藝術化的哲理顯現過程。馬克思說：“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無弦琴”所表現的詩人思維的客觀真理性，就在于其哲學的本體意義，在于其對音樂之聲與自然之音的高度的涵蓋力。它由此而表現出的那種“現實性和力量”，正是其不朽的魅力之所在。所以，我們讀唐張隨（生卒年不詳）或者明錢文薦的《無弦琴賦》，都發現了陶淵明與俗人的辯論和抗爭：張氏的賦主要表現陶淵明隱逸避世的情調，錢氏的賦則突出陶淵明“性托于琴”的雅致，而俗人必以琴有弦，弦有音，才能適用，“弦為音而方用，音待弦而后發”，否則，琴即如同朽木，沒有任何意義。俗人的理解是形而下的，他們既不能洞見“無弦琴”背后的“有”，更不能覺察“無弦琴”所蘊藏的深刻哲理，而后人對陶淵明“無弦琴”的解說也大都屬于這種俗人式的。“陶淵明的哲學思考有很強的實踐性，他的哲學不是停留在頭腦中或紙面上，而是訴諸實踐，身體力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個人生展示他的哲學。所以他的人生體現為一種哲人的美。”“無弦琴”正是集中顯現這種哲人之美的風流雅器。

總之，當我們以科學的眼光對“無弦琴”的故事重新加以審視，并努力將它還原到陶淵明的音樂生活和文學世界中去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片澗壑幽深、柳暗花明的嫵媚風光——我們既領略了老子哲學本體論的深刻和深邃，也體會了陶淵明以“無弦琴”演繹這種哲學本體論的高絕與高妙。換言之，陶淵明的“無弦琴”深寓著老子“有生于無”“大音希聲”和“有無相生”的哲學本體論理念，它顯示的不僅是一種意境——詩人的脫俗氣質和音樂家的瀟灑風流，更是一種道境——超越寰中、凌駕今古的終極性的哲理，正如荷蘭學者高羅佩（R.H.Van Gulik）《琴道》所言：“It is a way，a path of wisdom，Tao.”

陶淵明的“無弦琴”是一種生命的境界，是一種哲理的沉思，是一種靈魂的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