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江淹的《別賦》，以“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開頭，描寫了各種各樣的離愁別緒，然后歸結起來說：“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云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群英，賦有凌云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說“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別離的地方沒有一定，別離的原因也千差萬別)，這是對的，生活中的實際情況本來如此。但說“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不管什么樣的離別都“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這就不對了。與此相聯系，首段用以領起下文的“別雖一緒，事乃萬族”，也不符合客觀實際。既然“事乃萬族”(別離之事各不相同)，怎能說“別雖一緒”(別離的情緒只有一種，那就是“怨”)呢?

然而讀《別賦》，看作者所寫的各種各樣的離別，又的確能使人“黯然銷魂”。當讀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的時候，總難免引起心靈的共鳴。平日相處，相親相愛，這是人們常有的美好情操。相親相愛而一旦分別，哪能沒有惜別之情!更何況亂離之世失意的、不得已的離別呢?就詩歌創作領域看，從過去稱為“蘇李贈答詩”、實則出于東漢末年文人之手的那些作品開始，直到初唐以前的許多送別詩，包括《文選》“祖餞”類所收各篇，如曹植的《送應氏》、沈約的《別范安成》等等，都抒發了“黯然銷魂”的情緒。就亂離之世的離別而言，這是一種典型情緒，帶有特定的時代色彩。因此，江淹所說的“有別必怨，有怨必盈”，又是符合那個特定時代的典型環境的。

然而，曹植的組詩《贈白馬王彪》，其第六首卻有些不同：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三國志·魏志·陳思王傳》引《魏氏春秋》說：“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此詩。”前五首，都極其悲痛，第六首“丈夫志四海”等句，似抒豪情，實則強為寬解，而其情愈悲。結尾兩句，即傾吐了雖欲寬解而實在無法寬解的憂憤。這樣，從全詩的感情基調看，仍沒有超出“有別必怨，有怨必盈”的范圍。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卻為傳統的送別詩開拓了新的領域，輸入了另一個時代的新鮮血液。

王勃(650—675)處于大唐帝國經過貞觀(627—649)之治走向繁榮富強的時期。比起東漢末年的動亂和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分裂來，這是新時代。當時的統治者打破了自曹魏以來由世族高門壟斷政治的局面，通過科舉考試，廣泛地選拔人才，從而使社會地位低下的青年文人一般都具有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王勃十五歲的時候，就上書右相劉祥道，條陳國家大事。十七歲應幽素舉，及第，拜朝散郎，任沛王府修撰。次年，奉教撰《平臺秘略》。他在《平臺秘略論》里說：“故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能事。而君子等役心勞神，宜于大者遠者，非緣情體物、雕蟲小技而已。”這既表現了他改革詩文的卓識，也抒發了他經國濟世的壯志。遺憾的是“諸王斗雞，互有勝負”，他戲作了一篇代沛王雞檄英王雞的文章，高宗怒斥他挑撥沛王與英王之間的關系，逐出王府，斷送了政治前途，使他的宏偉抱負無由實現。這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從內容上看，應是被逐之前留居長安時的作品，當時他不到二十歲，風華正茂，意氣昂揚。他所送的杜少府正要到蜀川去作官，也顯然不是失意之士。國家是統一的，社會是安定的，彼此的前途，都充滿著希望。這就使得他寫出了這首別開生面的送別詩，稱得上“豪情壯志譜驪歌”。

這首詩的題目，張遜業《校正王勃集》作《杜少府之任蜀州》，《文苑英華》則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于“州”字后注云：“集作‘川’。”據《元和郡縣圖志》，唐睿宗垂拱二年(686)設置蜀州，而王勃死于高宗上元二年(675)，可見張本“蜀州”是“蜀川”之誤。杜少府不知是誰，但“少府”是唐代對縣尉的美稱，其地位低于縣令，從這一點及其與王勃的友誼看，大約也是一位與王勃年齡差不多的青年。

首聯“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屬于“工對”中的“地名對”，極精整，極壯闊。《說文》云：“闕，門觀也。”又引何注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說明“城闕”并非專指天子所居。有的同志從這一點出發，引曹學佺《蜀中廣記》云：“成都本治赤野街，張儀徙置少城內，廣營府舍，修整里阓，市張列肆，得與咸陽同制。此即‘城闕輔三秦’之意。”從而斷言：這里的“城闕”不指長安而指成都，首聯“兩句詩，正是對蜀地風物形勝的高度概括”。這其實是錯誤的。第一句，《文苑英華》于“輔三”后注云：“集作‘俯西’。”“府西秦”的“城闕”，無疑不指成都而指長安。那么，這里的“闕”，就專指皇宮門前兩相對峙、上有金鳳的望樓，即王維名句“云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中的“雙鳳闕”。“三秦”與“西秦”意近。項羽滅秦，三分關中，以封秦國降將，總稱“三秦”。“輔”是護衛的意思。“城闕輔三秦”，本意是“三秦輔城闕”，但一則為了調諧平仄，更重要的是為了突出“城闕”而將它提前，因而變換句式。在這里，“三秦”不是“輔”的賓語，而是“輔”的補語，前面省略了介詞“以”。楊炯《送豐城王少府》中的“長天照落霞”，宋之問《奉和圣制立春剪彩花應制》中的“金閣妝仙杏”，李嶠《侍宴甘露殿》中的“云窗網碧紗”，張說《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中的“孤城抱大江”，都是這種句式。用通常的說法，應該是“落霞照長天”，“仙杏妝金閣”，“碧紗網云窗”，“大江抱孤城”。把補語看作賓語，那就錯了。有的選注本把“輔三秦”解釋為“拱衛三秦”，就犯了這種錯誤。“輔”是個動詞，有的選注本釋“輔三秦”為“以三秦為畿輔”，既混淆了“三秦”與“畿輔”兩個內涵不同的地理概念，也搞錯了“輔”的詞性。

第一句，“城”、“闕”并提，寫鳳闕入云、城垣高聳的京都長安，“輔”以遼闊的“三秦”，視野宏遠，氣勢雄偉，同時又點明送別之地。次句“風煙望五津”中的“五津”，指蜀中岷江的五個大渡口白華津、萬里津、江首津、涉頭津和江南津，泛指“蜀川”，點杜少府即將宦游之地。而“風煙”字、“望”字，又將相隔千里的秦、蜀兩地連在一起。自長安“城闕”遙望蜀川“五津”，視線為迷濛的“風煙”所遮，微露傷別之意，已攝下文“離別”、“天涯”之魂。

首聯對仗工整，為了避免板滯，次聯以散調承之，文情跌宕。“與君離別意”，緊承首聯，寫惜別之感，妙在欲吐還吞。翻譯一下，那就是：“跟你離別的意緒啊!……”那意緒到底怎么樣，沒有說;因為一說出，就未免使雙方、特別是對方有點感傷，于是立刻改口，來了個轉折，用“同是宦游人”一句來寬慰和鼓勵。離開家鄉在異地作官，叫“宦游”。主張“城闕”指成都的同志認為王勃在京城任沛王府修撰，不能叫“宦游”，因而說此詩作于因寫檄雞文被逐，旅寓巴蜀，后來又離蜀任虢州參軍之時。這其實是缺乏根據的。“宦游”一詞，見于《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司馬遷在敘述了司馬相如“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后來又回到成都老家之后寫道：“(王)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可見離家在京城里作官，也叫“宦游”。王勃是絳州龍門人，在長安作官，為什么“不能說是‘宦游’呢?這句詩的意思是：你和我既然同樣是出門作官、想干一番事業的人，那就免不了各奔前程，哪能沒有分別呢?

三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推開一步，奇峰突起。從構思方面看，很可能受了曹植《贈白馬王彪》“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的啟發，但高度概括，自鑄偉詞，情調又積極、樂觀，能夠給人以鼓舞力量，因而千百年來，萬口傳誦。張九齡《送韋城李少府》中的“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高適《別董大》中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都與此一脈相承。這一聯，包含兩層意思。上下句緊密結合，具有因果關系：你和我互為知己，心心相連，因而即使一在天涯、一在海角，遠隔千山萬水，而感情交流，也像近在比鄰一樣，何必為離別而發愁!這是一層意思。張九齡的“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即由此脫胎。這一聯又并非明顯的“流水對”，上句與下句，可以有相對獨立的意義。上句是說：四海之內，天地廣闊，英才眾多，走到哪里都會遇到知己，你就高高興興地到蜀川去吧!高適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即由此生發。下句是說：男兒志在四方，心胸開闊，視“天涯”猶如“比鄰”。僅五個字，就概括了曹植“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兩句詩的內容。“天涯”極遠，“比鄰”極近，而視“天涯”如“比鄰”，充分表現了“北海雖賒，扶搖可接”的壯志豪情。

尾聯“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緊接三聯，收束全篇。“歧路”，岔路。古人送別，常至大路分岔處分手，所以把臨別稱為“臨歧”。孫楚《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詩一首》，一開頭即說：“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這里的“歧路”，與《列子·說符》“歧路亡羊”的“歧路”是兩碼事。有的注本引《列子》的原文解釋“無為在歧路”，引申說：“他也意識到他的前面會出現歧路，但他覺得，遇到歧路應以積極向上的精神來對待，不可悲觀失望，做兒女之態，痛哭流涕。”這是不完全符合詩意的。三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已將“黯然銷魂”的離愁別怨一掃而空，所以尾聯勸慰杜少府，讓他欣然啟程，慷慨赴任，不要像缺少英雄氣概的小兒女那樣哭哭啼啼，難舍難分。交情很深的朋友總是不愿分離的，然而“兒女情長”，就難免“英雄氣短”。這兩句詩，即曲折地表現了雙方的惜別之情，又用“無為”兩字屏除了“兒女情長”，鼓舞對方的英雄之氣。全詩一洗悲酸之態，意境雄闊，風格爽朗，不愧名作。至今膾炙人口，并非偶然。

“別方不定，別理千名”，而“別方”、“別理”，又受歷史環境的制約，具有時代的特點。唐代詩人，大都是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知識分子，因而送友人“之任”(上任作官)，就成為常見的題材。而王勃的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則是首先以積極樂觀的態度反映這一題材、鼓勵友人建功立業的優秀作品。這篇作品，可以說為傳統的送別詩開拓了新的領域。此后，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送人赴任、送人從軍、送人出使、送人去干其他有利于國計民生之事的詩作，就大量涌現，其中有不少名篇。僅就五律而言，如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

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漢女輸橦布，巴人訟芋田。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賢。

這是送友人去作梓州刺史的。起四句神韻俊逸，高調摩云;結尾勉勵友人發揚文翁化蜀的優良傳統，不要倚賴先賢治績而無所作為。又如陳子昂《送魏大從軍》：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橫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唯留漢將功。

這是送友人從軍的，勉勵友人馳驅沙場，消除邊患，為國立功。意氣豪邁，格調雄渾。又如杜甫《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臺。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堂皇綿邈，高華俊朗。胡應麟《詩藪》(內編卷四)推為“餞送”詩的代表作。

杜甫更用五古和排律表現這類題材，創作了《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送楊六判官使西蕃》等鴻篇巨制，融敘事、抒情、議論于一爐，或極意鼓舞，或出謀劃策，勉勵被送者盡心竭力、扶顛持危。感慨悲壯，沉郁頓挫，把送別詩的藝術水平推向空前的高度。

楊炯在《王子安集原序》中曾說王勃針對當時“爭構纖微，競為雕刻，……骨氣都盡，剛健不聞”的詩風，“思革其弊，用光志業”;其結果是：“長風一振，眾萌自偃。”這雖然有點夸張，但王勃改革詩風畢竟是有成績的，他在發展七言古詩、完成五言律詩、試作七言絕句等方面都作出了貢獻。僅就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在開拓送別詩的創作領域方面所產生的積極影響而言，也值得重視。

這首詩在章法上有個特點，那就是首聯用“的對”(也稱“工對”)，次聯不用對句。《詩人玉屑》(卷二)講“偷春體”云：“其法頷聯(第二聯)雖不拘對偶，疑非聲律;然破題(指首聯)已的對矣。謂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所舉的例子是杜甫的《一百五日夜對月》：“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蕊，想像顰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五言律詩(七律也一樣)的定例是中間兩聯用偶句，首尾兩聯不拘。所謂“偷春格”，就是將第二聯的對偶提前到首聯。王勃的這一首，正是這樣。五律在形成的過程中因為還沒有定型，所以更容易出現這種情況。例如梁簡文帝的《夜聽妓詩》，首聯“合歡蠲忿葉，萱草忘憂條”對偶，次聯“何如明月夜，流風拂舞腰”不對偶。王勃的五律，一般是中間兩聯對偶的，基本定型了。這一首，因為首聯兩句分寫送別之地與被送者的目的地，適于對偶。而首聯既用工對，第二聯若是仍用對句，就難免流于板滯，因而以散調承接，恰切地表現了由惜別轉向慰勉的情感變化。那時候，并無“偷春格”的說法，作者并不是有意套“偷春格”的框框。當然，王勃及其同時和以后的不少詩人，都寫過前三聯(乃至包括第四聯)都用偶句的律詩，不見得都板滯，其中還有不少佳作。但那就要在對偶的騰挪變化上下工夫。例如前面所引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第二聯就用了“流水對”，因而化板為活，也收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