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后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謁帝承明廬,逝將返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
太谷何寥廓,山樹郁蒼蒼。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云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郁以紆。郁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茍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后展殷勤。憂思成疾,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發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這是曹植后期創作的代表作,寫于黃初四年(223)七月。
曹植后期的詩,主要是抒發他政治上受曹丕曹叡摧抑的憤懣以及渴望自由解脫的強烈愿望,頗多慷慨之音、悲涼之辭。曹植雖說“生于亂,長乎軍”(《陳審舉疏》),但當他成人時,北中國基本平定了,他生活在優越的環境中。當時文才薈萃鄴下,思想十分活躍,充滿文學的氣氛,真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這種空前盛況,是頗有一些“百花齊放”的氣象的。曹植十余歲時,受命賦銅爵臺,援筆立就,顯示了他驚人的文學才華,受到曹操的寵愛,認為他“最可定大事”,曾數次考慮立他為太子,曹氏集團中亦有人擁戴他。但是,終因“任性而行,飲酒不節”,遂失去了曹操對他的信任;加以曹丕玩弄權術,矯情自飾,百般籠絡曹操“左右”為之疏通,使得曹植在政治上慘遭失敗,這便決定了他后半生的悲劇命運。公元二二○年曹丕即位,各種打擊接踵而來,先是借故殺掉他的羽翼丁儀、丁廙,暗中嚴密監視他的行動,不久又借故貶爵,使他時刻感到“身輕于鴻毛,謗重于泰山”。后來曹丕又命令諸侯王各回封國,不許留在京城,對待諸侯的法律十分峻刻,并派“監國使者”監督。黃初四年五月,曹植同諸王一起進京,參加“迎氣”例會。在此期間,任城王曹彰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據《世說新語》說,是曹丕忌憚曹彰驍勇,暗中將毒放在棗里,讓他吃了喪命的。七月,曹植同白馬王曹彪(同父異母弟)結伴返回封地,本想借偕行之機敘敘胸臆,不料曹丕的爪牙灌均竟強令他們分道而行。在這種處境危殆、心情極度悲憤的情況下,寫下了這篇沉痛的詩作。本詩原題《于圈城作》,可能是蕭統選入《文選》時根據序文改成《贈白馬王彪》的。全詩分七章,采用民歌常用的前后勾接的蟬聯形式,將心中的沉痛和幽憤逐層抒瀉出來。
第一、二章,一方面表白他對京城的依戀,一方面極寫旅途跋涉登降、人困馬乏的情景。我們仿佛看到了詩人那顧瞻引領、一步三嘆的神態。這種對京城洛陽的眷眷之情,除了包含對京邑親人的戀念,實際上還隱含著對現實政治的憂懼,這在后面就有明顯的流露。詩中寫到伊、洛泛濫,霖雨泥濘,都是當時即目所見的實景,與《三國志》所載相符:“是月(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其實,寫旅途的困頓,也是反映詩人對京城的依戀;如果對前途充滿希望,即使途中如何艱辛勞頓,也不致產生那樣感傷抑郁的情緒。
第三章由旅途困頓的描寫轉入內心悲憤的表白,說如果單純是路途艱澀,是決不會阻止我前進的;我之所以攬轡踟躕,實因為“親愛離居”即骨肉分離而引起的內心郁結。接著用形象的比喻,道出了政治上惡人當道,小人離間的種種罪惡。《后漢書》曰:“乘輿,龍首銜軛,鸞雀立衡。”說明天子乘坐的車,車前衡軛以“龍首”、“鸞雀”為飾,象征吉祥;而鴟梟在當時人們心目中是一種不祥之物,故“鴟梟鳴衡軛”隱喻君側多惡人,是政治上的不祥之兆。“豺狼當路衢”,則是隱喻惡人竊據要津的政治現實。鄭玄注《詩經》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我們今天說“混淆黑白”,即由此而來;這里是說,小人變亂善惡是非,猶如蒼蠅混淆黑白一樣。“讒巧”指善于讒言巧語的小人,也就是“鴟梟”、“豺狼”、蒼蠅”所影射的曹丕手下的佞臣;而“衡軛”既指“乘輿”,是皇權的象征,則這里明指曹丕無疑。從詩的表面看,似乎只譴責讒佞小人;其實,他們得以自“鳴”得意,身“當路衢”,挑撥離間,正是曹丕指使、縱容他們的結果。這話雖未直說,讀者還是能夠意會的。同時,詩人在使用這些丑惡形象進行影射時,自然流露出一股掩抑不住的悲憤。后二句“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是再次照應首章“顧瞻”二句,說明詩人對京城的顧戀,原來還包含著對曹魏政權前途的憂懼啊!
第四章是感物傷懷,由眼前景物,引發內心的離情。微涼的秋風,悲鳴的寒蟬,蕭條的原野,落山的白日,一派蕭瑟凄清景象,這是詩人眼前的客觀環境,但也明顯地抹上了詩人的感情色彩。“歸鳥”、“孤獸”這些形象,更滲進了詩人的離情。然而,歸鳥尚且能“赴喬林”,而我卻是有家不得歸,連“歸鳥”還不如呢!“孤獸”二句極寫“孤”獸索“群”的急切,以映襯詩人骨肉分離的凄苦心境、渴望骨肉團聚的熱切心情。然而,此時的詩人,前程茫茫,唯有感物傷懷,撫心長嘆而已。這一章寫景、抒情相得益彰,真正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妙境,詩中落寞凄清的環境氣氛,加重了詩人內心愁緒的分量,讀來真實而動人。
第五章由感物傷懷自然轉到對曹彰暴死京城的傷悼,從而引出人生短促、世事危艱的無窮感慨,其中流露出多少人生酸辛啊!“同生”指同胞兄弟曹彰,曹彰與曹植都是卞皇后所生。“奈何”四句是回憶曹彰在京師慘死之事。悼念死者,感傷存者,也很自然。“人生若朝露,居世多屯蹇”(秦嘉:《留郡贈婦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古詩十九首》),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生死問題的客觀而清醒的認識。每當英雄志士面對黑暗現實,深慨才智不得施展,功名不能實現,覺得人生既可貴又可悲的時候,常常發出慷慨悲涼的“憂生之嗟”。謝靈運在《擬魏太子鄴中集詩》中曾正確地指出,曹植詩中也“頗有憂生之嗟”。這種人生的感觸雖然調子低沉,但確實反映了現實對英雄志士的摧抑,在本詩中,無疑是對曹丕及其爪牙的無比憤慨的曲折流露。
第六章,在對人生、命運無可奈何的極度悲憤中故作豪言壯語,是對即將分手的曹彪的勉勵,也是悲憤之極而作的自我安慰。說大丈夫應以四海為家,要有一種“萬里猶比鄰”的胸懷;如果一味為骨肉之情而“憂思”,那就同女子一般見識了。話雖這么說,眼前卻是骨肉生離于“倉卒”,心里生起的難忍之痛難道是空泛的曠達之言所能掩抑的嗎?這種復雜的感情,在這里表露得十分壓抑、曲折,讀者自可細細體味。
最后一章寫從極度悲憤中清醒過來,似乎悟出了某種人生道理:自己貴為王侯,卻無法保有普通人家的兄弟骨肉情誼;禍福無常,天有不測風云,誰都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這些近在眼前的人生問題都如此不可捉摸,更何況服食求仙一類虛幻悠遠的事了。詩人懷疑天命,否定神仙,是他在逆境中反復體驗而悟出的人生真諦,也是感憤之極不能不發出的對現實的抗議。然而,詩人在惡勢力面前終究是軟弱無力的,無可奈何,只好“收淚即長路”,聽從命運的擺布了。這兒,既有感人的深情,又飽含著人生世事無限辛酸的悲憤。讀完全詩,掩卷遐思,久久不能平靜。
這首詩所抒寫的,是一種既悲痛又憤激的復雜感情,這種感情的旋律在詩中時而激揚流轉,時而悲咽徘徊。或比興寓托,或情景交融,或直抒胸臆,或掩抑低回,種種情狀,無非“悲”、“憤”二字的不同表現方式罷了。寫得富于變化,具有感人肺腑的藝術力量。另外,該詩由七章組成,章與章之間用民歌常用的接字法相勾連(第一、二章之間例外),形成一種既層次分明又蟬聯一體的畫卷式結構,能收到沈郁頓挫、如泣如訴的抒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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