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先生在36歲的時候創作了《圍城》，在70歲的時候知名海外。他從不接受媒體的采訪，也沒有留下任何的自傳。世人皆知他的狂傲不羈，皆知他為當代知名學者，但是卻不清楚的是，他也是不屑于趨炎附勢的。錢先生是不太喜歡有人來拜訪自己的，特別是一些無關的人。在錢先生看來，那些富貴閑人來自己家拜訪是一件傷天害理的大事，因為自己的思路會很容易被打斷。

據說“四人幫”橫行的時候，有天忽然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結果到了錢先生那里卻吃了閉門羹。錢先生回答說：“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請他的人提醒道。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錢先生仍然拒絕。

“那么，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來人沒辦法只有退讓了一步。

“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錢先生真的就沒有出門。

當然，這不過是一個小故事而已。具體關于拒絕“國宴”的事情，遠要比我們所看到的復雜得多。

對于錢先生和楊絳先生來講，“文革”是他們生活最為窘迫的一段時間。

學者施亮和錢先生夫婦之間的關系要比別人更加親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經這樣提到過：“他們從家中‘逃亡’，先是在女兒錢瑗的學校宿舍住一些時候，以后又住到辦公室。我隨父母去過那間‘陋室’，到處是書架，墻邊放著行軍床，床邊一張書桌，窗旁一張書桌，屋內已局促得難以立足了。母親與楊絳奶奶用上海話嘮家常，父親與錢鍾書爺爺則在靠窗的書桌邊低聲細語，我也湊過去聽，他們說的是英語。不過，看他倆的隱秘神情就猜到可能是聊社會上流傳的政治秘聞。回到家里，爸爸告訴了我錢爺爺拒赴國宴之事，他們是為了擺脫江青的拉攏。我不禁對兩位老人肅然起敬。”

某篇文章曾借用了暗諷筆法說錢先生在清華大學的同學是某個高官，言辭之間透露出了一種錢先生受其庇佑的意思。但事實上，錢先生夫婦并沒有依靠任何的政治勢力也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庇護。錢先生夫婦對待那些所謂的大人物的時候，向來秉持著不趨炎附勢、不諂媚和不勢利的處世原則。即使是那位錢先生的大學同學在“文革”時期做了高官，錢先生也沒有巴結。他們拒絕江青等人物的拉攏，拒絕趨炎附勢，倘若真如那篇文章所說的受誰的庇佑的話，恐怕錢先生夫婦就不會像施亮先生所說的那樣生活如此艱苦了。

通觀錢先生的《圍城》《談藝錄》和《寫在人生邊緣》等作品，讀者就可以看出來，錢先生是以一個邊緣人，是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社會的，他帶著一種業余愛好者的隨性和從容，以旁觀者的姿態，對世道人心講述著內心的看法。

元代大學者許衡一日外出，因天氣炎熱，口渴難忍。路邊正好有一棵梨樹，行人紛紛去摘梨，唯獨許衡不為所動。

有人便問：“何不摘梨以解渴？”

他回答：“不是自己的梨，豈能亂摘！”

那人笑其迂腐：“世道這樣亂，管他是誰的梨。”

許衡正色道：“梨雖無主，我心有主。”

我心有主，這是一種準則、一種修養、一種境界、一種精神。那些能夠真的做到我心有主的人，內心有自己的主見，他能恪守自己的操行，排除外界的干擾和誘惑，不被外物所影響，不被名利所困擾，正如亂世之中，不惹塵埃的錢先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