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金陵五題》

以擅長寫絕句著稱的中唐詩人，除李益外，就要數(shù)劉禹錫（字夢得，772—842）了。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大歷后，劉夢得之絕句，……吾所深取。”高步瀛在《唐宋詩舉要·絕句》的敘言中說：“絕句字數(shù)本既無多，意竭則神枯，語實則味短，惟含蓄不盡，使人低回想象于無窮焉，斯為上乘矣。盛唐摩詰、龍標、太白尤能擅長，中唐如李君虞、劉賓客（劉禹錫曾任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晚唐如杜牧之、李義山，猶堪似續(xù)。”在劉禹錫的絕句中，達到“含蓄不盡，使人低回想象于無窮”這一要求的，首推《金陵五題》。這是一組為歷代詩評家所推重的七絕，在當時就曾得到白居易的贊美。作者在詩題下自敘云：

余少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嘗有遺恨。后為歷陽守，跂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嘆賞良久，且曰：“《石頭》題詩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詩人不復措辭矣。”馀四詠雖不及此，亦不孤樂天之言爾。

從這一引言，可見作者對這五首詩也很自負。下面就是白居易嘆賞不迭的《五題》中的第一首：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石頭城》

金陵（今江蘇南京）曾是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個朝代的都城；石頭城本戰(zhàn)國時代楚國的金陵城，東吳時重加修筑，貯藏兵器珍寶，地勢依山臨江，為兵家必爭之地，到中唐時，久已荒廢。這首詩就借這座古城為題來憑吊六朝的興亡，以江山的亙古長存、明月的運行不已，暗中托出歷史的風云變幻、人間的盛衰無常，從而抒發(fā)河山依舊、世事已非的無窮感喟。

詩的前兩句，為“故國”、“空城”勾畫出的是一幅以“山圍”、“潮打”為背景的意象凄愴的畫面。在這幅畫里，群山靜峙，漠然無情；江潮有聲，似若有恨。不論是無情或有恨，它們都是歷史滄桑、人間悲歡的見證者。而今，山猶在，江尚存，國已成為“故國”，城已成為“空城”了。這是一個沉重的史實和悲劇，但這里舉重若輕，淡淡著墨，看似無意又似有意地用了一個“故”字、一個“空”字，其含而未吐之旨，就是作者在一首《西塞山懷古》詩中所寫的“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也是薩都剌在一首《滿江紅·金陵懷古》詞中所寫的“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當年的豪華既然都成“往事”，“更無消息”，留給人的就不僅是城“空”、而且是萬事皆“空”的寂寞之感。但作者在這里不說人間世的寂寞，也不說自己內(nèi)心的寂寞，而寓人于物，移情于景，只說拍打空城的潮水寂寞而回。這“寂寞回”三字，既遙與上句的“周遭在”形成無情、有恨的對照，又與句中的“空城”兩字上下呼應，水乳融合。其意境之深邃，令人玩繹不盡。無怪白居易讀到這一句時，斷言“后之詩人不復措辭”，正像李白在黃鶴樓壁上看到崔顥的題詩后，只好說“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了。

就寫景而言，這首詩是由遠而近。“山圍”句寫的是遠方景，“潮打”句寫的是城下景；后半首詩“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兩句，則把讀者的視線，隨著由秦淮河東面移過來的月光引到近處的城垛上，從而為這一“山圍故國”、“潮打空城”的畫面染上了更加凄涼悲愴的色彩，也使其中所寓藏的今昔之慨、興亡之感顯得分量更加沉重。這后半首詩的上句，寫的本應是今時所見之月，卻偏在“月”字上用了“舊時”兩字，這是暗示其曾照見六代的豪華。李白《蘇臺覽古》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里人”，是明說；這句詩是暗寫，因而其容量更大，內(nèi)涵更深，也更耐人尋味。下面一句在“夜深”兩字后用了一個“還”字，則暗示這從秦淮河東邊升起的明月，每到夜深，經(jīng)過此地，縱然閱盡人間滄桑，也不改變它的行程。鹿虔扆《臨江仙》詞“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兩句中也用了一個“還”字，但詞的上句明白點出月之“還照”是因“不知人事改”；這句詩則有案無斷，不去表明其“還過女墻來”的原因。這輪明月到底是懵懂無知呢？抑或有知有情，明知人事已改，還要夜夜到此，懷著深情來憑吊這一歷史遺跡呢？這是留待讀者自己去馳騁遐思的。

這是一首懷古詩，但作者既沒有在詩中發(fā)表任何評論，也沒有直抒自己的情意。通篇只寫景物，而字里行間寄慨無窮。真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詩品·含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它是完全以形象來表露感情、感染讀者的。《五題》中的第二首也是傳誦人口的名篇：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烏衣巷》

朱雀橋是東晉時在秦淮河上建造的一座最大的浮橋，在京城正南方；烏衣巷則在朱雀橋附近，是當時門第顯赫的王、謝家族聚居之地。這首詩的前兩句，就以“朱雀橋”、“烏衣巷”這兩個足以象征往昔、代表金陵的地名，喚起人的歷史回憶；同時又把人的視線引到當前的景物，這就是：橋邊只有野草在開花，巷口一抹夕陽已西斜。這兩句，使往昔的歷史與當前的景象，在時間與空間上既交織為一，又形成對比。句中，兩個地名的背后，隱藏著昔日盛興的影子；兩處景物的描畫，則烘染出今日衰敗的征狀。前者與后者互相映照，彼此襯托，形象地展示了這段由昔到今的漫長歷史、這一由盛到衰的無情事實。

由“夕陽斜”，詩人想到了燕歸巢，因而自然引出了后半首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兩句詩歷來為人所稱道。唐汝詢在《唐詩解》中稱贊說：“不言王、謝堂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詩人托興玄妙處。”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評這兩句“用筆巧妙”，并指出：“此唐人三昧也。”其“托興玄妙”及“用筆巧妙”之處，就在于：作者巧妙地化實為虛，托重于輕，是從空際運思、側(cè)面運筆的。這條距朱雀橋不遠的烏衣巷，在東晉曾盛極一時。但到作者寫這首詩時，幾經(jīng)朝代更迭，當年的高門望族早已風流云散，昔日的深院大宅也早已蕩然無存。如今，巷中屋已改觀，人已易主，在此安家的大都是普通的平民了。這段歷史過程，時間是如此漫長，變遷是如此巨大，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作者詩思所至，信手取材，借助小小的飛燕來穿針引線，把兩個相距遙遠的朝代連結(jié)在一起，把王、謝堂與百姓家連結(jié)在一起，從而形成對比，說明了世運的升降、人事的無常。這兩句詩中出現(xiàn)的燕子和上面《石頭城》詩中描寫的月亮一樣，本應是今時所見，但也用了“舊時”兩字來形容。月亮是長存的，還可以稱為“舊時”之月；燕子的生命是短促的，怎么能說成是“舊時”之燕呢？這是因為：詩歌可以只抒寫作者的主觀感受。當詩思已把作者引入“王謝堂前”時，他的心目中的燕子也就自然成為“舊時”之燕了。有人試把這兩句詩改為“王謝堂前燕，今飛百姓家”。謝榛在《四溟詩話》中認為此一改作“不傷氣格”；何文煥在《歷代詩話考索》中則斥為“點金成鐵”，并指出這兩句的“妙處全在‘舊’字及‘尋常’字”，這是深得詩家三昧之談。

這首《烏衣巷》以巧思見長，以空靈取勝，但詩的境界則不及第一首《石頭城》之渾厚闊大，感情內(nèi)涵也不及第一首之深沉蒼涼。至于《五題》中的第三首當然更遜一籌，卻也不失其為佳作：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jié)綺臨春事最奢。

千門萬戶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

《臺城》

作為一組懷古詩，這《金陵五題》是分中有合的。《臺城》詩列在第三，是居中的一首。在這首詩中，作者總述了六朝歷史，并對這段史事含蓄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五題》中有這樣一首敘說史實、加以評議的詩，可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臺城是六朝的宮城。六朝的最后一個皇帝陳后主在宮內(nèi)建造了三座樓閣，皆“高數(shù)十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南史·張貴妃傳》）；臨春、結(jié)綺是其中的兩座，分別由后主和他的寵妃張麗華居住。他日夜與張麗華及其他嬪妃過著窮奢極欲、征歌逐舞的生活；《玉樹后庭花》是其所造艷曲之一，“其歌辭，綺麗相高，極于淫蕩”（《隋書·樂志》）。這首詩先以“臺城六代競豪華”這樣一句概括了以金陵為都城的六個朝代的歷史。句首以“臺城”兩字領(lǐng)起，不僅是點題，主要表明句中所說的“豪華”不是指民間生活，而是六代的宮庭生活，也就是指那些居住其中的庸主昏君的生活。句中的一個“競”字，則說明不是一代如此，而是一代比一代變本加厲。詩的次句“結(jié)綺臨春事最奢”，是把詩筆收縮、集中到六代中最后一代的最后一個君主。句中的一個“最”字與上句的“競”字相承接，說明結(jié)綺、臨春這些盡奢侈之能事的建筑的出現(xiàn)，正是“競豪華”的最后產(chǎn)物，可以視為六代豪華的代表作。應當說，這兩座樓閣其實并不是陳后主倒行逆施的行為的全部，但詩歌在寫法上只能舉一概萬，以事物的局部來顯示事物的全部。

下半首詩急轉(zhuǎn)直下。作者只以“千門萬戶成野草”一句，把上半首詩所寫的六代豪華和包括結(jié)綺、臨春在內(nèi)的建筑群都一筆勾銷，使讀者在這座臺城內(nèi)看到的不再是桂殿蘭宮、重樓飛閣，而是野草叢生、一片荒涼的景象。為什么這一變化是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呢？作者的回答是：“只緣一曲《后庭花》。”這句中的“一曲”兩字與上句中的“千門萬戶”，在數(shù)字上形成鮮明、強烈的對照。當然，作者也并不是說一支曲子可以使千門萬戶化為烏有，不過借這支曲子，來點出陳后主以及臺城內(nèi)其他亡國之君所過的荒淫生活。這兩句詩略嫌把這一因果關(guān)系講得過于顯露，不免意盡句中，缺乏尋味馀地。而杜牧《泊秦淮》詩中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兩句，就講得深婉曲折，更有深度。

《五題》中的其馀兩首，一是憑吊梁朝高僧竺道生的遺跡；一是描寫歷仕梁、陳、隋三朝的江總的故居：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后空堂夜不扃。

高座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生公講堂》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

池臺竹樹三畝馀，至今人道江令宅。

《江令宅》

上面前一首詩以講堂不扃、高座塵封、明月當庭所組成的境界，托出了這一代高僧身后的寂寥，而這一境界與詩的首句所描寫的生公身前說法時吸引聽眾的盛狀，適成對比。后一首詩以第二句中的“惟見秦淮碧”五字輕輕點逗，暗示這三朝詞臣暮年回到金陵時，昔日繁華都已消歇，只有在池臺錯落、竹樹參差的住宅中終老此身而已。這兩首詩都是以景藏情，見感慨于篇外，雖然比不上《石頭城》及《烏衣巷》，但也寫得空靈蘊藉，饒有韻味。

劉禹錫的這一組《金陵五題》，分別來看，每首的藝術(shù)境界各有不同；比較而言，五首的藝術(shù)成就也有高低。但這《五題》同時又是一個整體。合起來欣賞，從其全局構(gòu)思、篇章分合、寫法變化中，更可窺見詩人的匠心、詩藝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