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統一思想的可能性

報刊上時常出現“統一思想”的提法。每每看到這個提法時，我往往禁不住將之與現實生活、經典著作和著名學者的言論對照，覺得這個提法可以商榷。

統一思想是可能的嗎？答曰：既可能，又不可能。這要看如何理解“統一”這個詞匯；是形而上學地理解呢，還是辯證地理解？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在階級社會中，不同階級的社會生活條件不同，其思想意識當然不一樣；每個階級之內又各有不同的階層，這些階層除有共同階級意識外，還有不同的階層意識；每個階層的人由于各人具體生活條件不同，除有共同階層意識外，也各有其個人思想意識的特點。就是在一個家庭之內，不同成員也因其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識。認真讀過《紅樓夢》的人都能體會到，不獨焦大和林黛玉的思想意識迥異，從賈母、賈政、王熙鳳、賈寶玉、趙姨娘、迎春、探春、惜春一直到婢女襲人、晴雯、平兒、紫鵑等，有幾個人的思想意識是完全相同的呢？也許有人會問：既然榮國府里那么多人各有自己的想法，這個大家庭的秩序是如何維持的呢？顯然，那是靠宗法社會的家長制，絕不是由于統一了思想。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統治期間，德國和蘇聯政府作出的決策和選出的領導人，往往是全票通過的。但那絕不是思想統一的結果，而是靠的納粹黨和斯大林個人專制獨裁的黨政體制。

就整個社會而言，如毛澤東所說：“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就一個社會的政治領域而言，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就一個黨而言，毛澤東說過：“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由上所述，足見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因此有人說，所謂統一思想，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只能有一個想法，而是指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這是說得通的。但應指出的是，我國實行的民主集中制有這樣的規定：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這就表明，這種集中或統一，是不同思想的集中或統一，而不是思想的一致。這種思想統一，是毛澤東《矛盾論》中說的矛盾的統一性（同一性或一致性），指的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的方面為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所以，這種思想統一指的是兩種及兩種以上對立思想的統一體。比如，20世紀50年代我國早期農業合作化決策思想，就是一個多種對立思想的統一體。它提倡合作化和初級社向高級社轉變，但允許單干，允許組織互助組，允許退社，允許農業合作社解體，允許初級社長期不轉高級社。這種辯證地統一思想的方法，不獨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在實踐上也是有效的。如果當時要求所有農民都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在建成初級社后不久都轉為高級社，那樣的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是有害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后來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提供了有力的證明。

雖然統一思想既不可能而又可能，但是，中國兩千余年君主專制統治的傳統及其意識形態根深蒂固；由于它的影響，人們很容易形而上學地理解“統一思想”的提法，認為“統一思想”就是要求十幾億中國人做到：最上面怎么想，你就怎么想。實際上很像孔子說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此，有些領導部門或領導人就自覺不自覺地聽不得不同意見，不讓或不聽別人講話；有的黨政部門一把手甚至公開揚言“這里就是我說了算”，“我說你對你就對，我說你不對你就不對。”甚至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雖然在理論上認為應該辯證地理解“統一思想”，只有符合“矛盾的統一性”的思想統一才成為可能，但如鄧小平所說，從1958年“大躍進”起，他實際上實行的是“一兩個人說了算”的形而上學的統一，從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走了20年的彎路。

綜上所述，我衷心希望今后人們（從領導到群眾）再不要輕易地運用“統一思想”這種提法，尤其不能形而上學地理解“統一思想”，以便我國十幾億人民的聰明才智都能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

（原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2008年2月25日，當時責編未與我商討，將標題改為“辨析一個習慣性提法”）

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頁。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頁。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