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中國可以說不》

《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這本書在短短的時間里能在海內外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我以為主要是由于它對冷戰后時代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臺灣問題的看法，撥動了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心弦，引起了他們強烈的共鳴；同時它所代表的中國老百姓的正義心聲，也使得長期多多少少具有殖民者心態的那些西方人感到了震駭。我同意或者說贊賞書中對于冷戰后時代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臺灣問題的評論，其中有些段落相當精彩。

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舊中國度過的，上初中時發生了“九·一八事變”，讀高中時正逢華北危急，進大學后又碰上“七·七事變”，抗戰勝利后美國又扶持國民黨反動政府打內戰——對于帝國主義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苦難，我是深有感受的。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無論是臺灣問題、西藏問題、計劃生育問題，還是中國復關問題、最惠國待遇問題、人權問題等方面，都表現出赤裸裸的帝國主義態度，其蠻橫無理，令人憤慨。所以當我讀到這本書對種種干涉中國內政、遏制中國發展的行徑進行批評、譴責時，我是感到痛快的，而且認為是合乎情理的，雖然有時未免言辭激烈。但這不是外交辭令、外交政策文件，而是中國老百姓心情的自然流露，因此是可以理解的。

這些年來，日本的右翼組織、某些政府官員日益放肆地否認侵略罪行，甚至尋找各種借口從事恢復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臺灣的分裂活動，在美國一些勢力的支持下日益猖狂。《說不》一書對這兩方面的批評，我也是同意的；此外，書中對某些中國人崇洋媚外的言行的批評和激勵中國人加強民族自尊心的言論，也是很有意義的。

說這本書反美仇日，那是一種偏見，它反對的是美國無理干涉中國內政、陰謀遏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它反對的是日本否認其侵略罪行和企圖恢復軍國主義的種種行徑。我覺得美國人和日本人應該認識到這種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心聲是一種忠告，或者說是善意的警告，這是有利于改善和促進中美、中日關系的。

我雖然同意該書對冷戰后時代美國無理干涉中國內政、遏制中國發展的活動的批評，但作為一個研究美國歷史的學者，我認為本書對美國的評論是不全面的，是不利于我們正確了解美國的。比如，該書稱：“美國從未在思想上征服過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美國在世界事務中從來不具備這樣的思想魅力。”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第一，被馬克思稱為“第一個人權宣言”的美國《獨立宣言》，就是一份鼓舞了全世界反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秩序斗爭的文件。第二，美國的獨立戰爭，不獨開辟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它還引起了廣泛的國際反響，馬克思稱它“最先推動了18世紀的歐洲革命”，并且“為歐洲的中產階級敲起了警鐘”。第三，美國的南北戰爭，被馬克思稱之為“解放被奴役的種族和改造社會制度的史無前例的戰斗，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列寧也稱之具有“極偉大的、世界歷史性的、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第四，1886年美國工人階級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罷工斗爭，使得8小時工作制和五一國際勞動節成為世界性的工作制和全世界勞動者的節日。這種思想魅力還能說不是世界性的嗎？

書中這類“遺憾”之處很多。比如作者認為，“從門羅主義到以后歷屆總統的國情咨文里誕生的各式各樣的‘主義’，都不能對世界大勢哪怕產生些許的約束。”這也是違背了歷史事實的。且不說“門戶開放”原則和國際聯盟思想不能說對世界大勢沒有“些許”約束力，就是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我稱為“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的《大西洋憲章》，前者在二戰后成為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的樣板；后者是包括蘇聯都承認的二戰期間和二戰后對待法西斯國家的國際關系準則，能說這些“主義”對世界大勢沒有約束力嗎？

又比如，書中認為，“指導人類合作的最閃耀最深入人心的思想，沒有哪一條的發明權屬于美利堅合眾國。”這種說法顯然不對。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錄》中反映的反奴隸制思想，就是屬于最深入人心的指導人類合作的思想；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馬克思說：“第一次有意識地、明白而淺顯地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的分析，我們是在新世界的一個人那里發現的……這個人就是本杰明·富蘭克林，他在1719年所寫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時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規律。”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基本規律”，當然是“指導人類合作的最閃耀最深入人心的思想”，而它的發明權就屬于美國人。

書中對日本的評論也有不確切之處。比如它說，“日本的大化改新（應為大化革新）、明治維新、戰后復興的三大歷史革命，證明了它在形態上更像中華民族燦爛文明的繼承者。”這里把三者并列是不適當的，大化革新是移植唐文化，的確繼承了中華文明，但明治維新和戰后復興，則主要是移植西方文明的運動。

書中還說：“我們現在說不的聲音還不夠洪亮，但畢竟開始了。”事實上，中國對美國說不，并非現在才開始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對美國說不的事例比比皆是，譬如抗美援朝；而且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這樣的事例也是很多的，毛澤東在對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提出的“美國不過是一只紙老虎”，也是非常顯著的而且十分響亮的“說不”例子。怎么能說中國是現在才開始對美國說不的呢？

我同意大家提出的該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中的浮躁之風。浮躁的結果是思維方式的偏激和看問題的簡單化。我認為，浮躁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學風的不嚴肅。從著書和出版的角度看，《說不》的問題也很多：印刷錯漏、詞語誤用、前后矛盾之處和不必要的重復比比皆是。我可以舉幾個小例子：書中把“遏制政策”的創造者喬治·坎南誤說成喬治·布坎南；把克林頓夫人希拉里誤說成希拉克；把開始于19世紀上半葉的日、美直接交往誤說成兩國“以前沒有什么直接關系”；把克林頓歸入“從黑豹黨行列中走上政治舞臺的一代”，等等。該書的這些問題，雖然不能用來抹煞我們在前面提到的該書的貢獻，但至少是學風不嚴謹的表現，對讀者也是不負責任的。

（載《今日名流》1996年第11期）

注：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頁。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頁。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頁。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頁。

宋強、張藏藏、喬邊、古清生等：《中國可以說不》，中國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頁。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