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紀念校慶

讀了1998年第5期《讀書》雜志上錢理群教授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前寫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紀念》一文后，心里一直有些話想說，由于他事纏身，直到今天才動筆。錢先生文中說的76年前的紀念，是指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25周年紀念。他以當時北大師生紀念文字為根據，證明這次紀念會的基調是“反省”，而不是像現在一般校慶紀念那樣大肆炫耀充滿水分的輝煌成就。比如，北大生活社編輯部在1922年11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啟事里說：“同學們！諸君對于北大的‘現狀’不滿意的地方有嗎？對于北大的‘未來’有什么建議的計劃嗎？本社決定于本校25年紀念日發行出版物數種，其中一種專載同學們對于學校方面改革的主張，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學校當局和同學的采納及反省。”12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本校25周年之成立紀念號”所載紀念文章，第一篇是總務長蔣夢麟寫的，它宣布：“今日是本校25年的生日，是我們全體師生反省的日子。”第二篇是教務長胡適寫的“回顧與反省”。文章說：“我們縱觀今天展覽的‘出版品’，我們不能不揮一把愧汗，這幾百種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學術上的貢獻？……我們北大這幾年成績當得這七個字（指‘但開風氣不為師’）？開風氣則有余，創造學術則不足。……我們有了24個足年的存在，而至今還不能脫離‘裨販’的階段！……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第三篇是李大釗教授的“感言”：“我們自問值得作一個大學第25年紀念的學術上的貢獻實在太貧乏了。”

錢先生引了上面這些紀念校慶的文字后評論道：“我們的前輩面臨‘校慶’，面對所展示的成績時，不是忙于歡呼，忙于評功擺好，更無論自我吹噓，而是‘反省’、‘批判’、‘揮一把愧汗’、以至感到‘大恥辱’。”這和那些“念念不忘‘北京大學的輝煌’的北大人的境界是怎樣的不同呵！”錢先生認為這才是真正愛北大，并說“如果不是這樣，不知自省，不以不足、失誤為羞恥，反過來掩蓋確實存在的嚴重問題，以致危機，甚至以‘否定成績，破壞安定團結’為借口，來壓制對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無論怎樣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愛北大，至多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當然，錢先生也不反對開校慶紀念會，可以舉行“必要的慶祝活動……但如果僅止于此，那就不過是熱鬧一場，時過境遷，在北大人心中（甚至北大歷史上）不會留下什么印記，甚至會有‘粉飾太平’之嫌”。

北京大學這次百年校慶的主旋律是什么，我沒有研究，不便評論。但據我所知，現時無論哪一種大學，不管它底子厚薄、成就大小、品位高低，紀念起校慶來，幾乎都是以炫耀“光輝成就”為主旋律的。它們負責人的紀念文章或報告有個公式，首先是大談該校光榮歷史（有時是拉郎配式的），歷數現在光輝成就（多多少少是有些水分的）；其次提一提自己的“不足”“差距”或“某些落后面”，但都是抽象的，沒有具體內容；最后提出一些改進措施，并表明有上級英明領導和全體師生員工的努力，一定會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這種隱瞞缺點甚至危機、“粉飾太平”的紀念活動，其結果必然會“養癰遺患”。這種情況，不能不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影響。1998年3月間，教育部長陳至立在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全國高校教學工作會議上提出，當前我國高校的教學質量存在普遍下滑的趨勢，究其因，可用三個‘不足’來概括：領導精力投入不足、教師精力投入不足以及學生精力投入不足。她還指出當前高校的另一問題是學風不正。有些學校的學生甚至老師想走捷徑，偽造數據，剽竊成果，“創造”出非常漂亮的論文。……現在碩士生、博士生論文答辯不通過的已經很少了，其原因在于人情關系作怪。科研鑒定也是如此。“211工程”評審亦不例外。

當然，我國高校目前存在的嚴重問題，不能完全歸因于高校校慶紀念的主旋律。但這種主旋律代表一種領導作風，也就是說，各大學校慶紀念活動主旋律乃是各大學平日領導作風的集中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各大學校慶紀念主旋律是和目前高校教學質量普遍下滑和學風不正分不開的。

那么，怎么才能使大學校慶紀念活動的基調變為“反省”，而不是大肆吹噓摻有水分的光輝成就呢？錢先生文章認為是一種不同“境界”的問題。我以為，要做到這一點，要有以下三種境界才行：第一，負責確定校慶基調的人要學識淵博，學術視野廣闊，對當代世界學術的綜合情況和最新動態有所了解，知道天高地厚，知道自己學校的學術水平究竟如何，這樣才不至于信口開河，違反事實地炫耀輝煌成就；第二，負責掌握校慶基調的人要胸襟坦蕩，無私無畏，一切為了促進學校學術水平的提高，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絕不擔心揭露學校的問題和缺點會影響自己的前途，也絕不用“粉飾太平”“炫耀輝煌成就”的辦法來維護自己的烏紗帽，爭取升官、當先進工作者和勞模；第三，掌握校慶基調的人要像嚴師益友那樣真心地愛護學校，摒除私心雜念，不玩那些自欺欺人的表演。

錢先生的文章還談了“反省”的內容問題，也談得很精彩。由于篇幅的關系，這里就不再議論了。

（載《長江日報》第7版199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