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論〈沙恭達羅〉》的啟示

王春景

泰戈爾是偉大的文學家，同時也是具有獨到見解的文學批評家、文學思想家。他對孟加拉文學及一些重要的孟加拉作家的論述，至今仍具有跨越時代的思想價值。在文學批評中，他對印度古典梵劇《沙恭達羅》非常關(guān)注，在《論〈沙恭達羅〉》《舞臺》《美感》《文學創(chuàng)作》等論文中多次對此劇進行了分析研究。在《論〈沙恭達羅〉》一文中，泰戈爾更是采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研究這一古典梵劇。泰戈爾對此劇的研究表現(xiàn)出他對印度文學的獨特理解以及對比較文學研究的肯定，其研究實踐對當前的文本研究及比較文學研究都具有啟發(fā)意義。

一、平行研究的必要性

在比較文學史上，平行研究的提出曾擴大了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給比較文學帶來了生機和活力。美國學者韋勒克提出：赫爾德與狄德羅、諾瓦利斯與夏多布里昂、繆塞與海涅、巴爾扎克與狄更斯、《白鯨》與《浮士德》……不管它們之間是否有影響或有多大影響，都是卓然可比的。這一新的思路打開了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強調(diào)事實聯(lián)系的禁錮，為比較文學帶來了新天地。但平行研究也是受到詬病最多的比較文學方法，特別是其中的一對一的個案比較，被稱為是“X與Y式”的比較，拉郎配式的比較，這一命名中的否定與譏諷是顯而易見的。但如果一對一的比較都被否定，那兩個文本之間的比較就失去了意義，平行研究就需要進行新的界定。泰戈爾的比較研究，雖然并非出自平行研究之名，但對于我們理解平行研究卻具有啟示意義。

泰戈爾首先肯定了比較研究的必要性。“對比的批評分析不是毫無用處的。若把這兩部作品加以對照，那么首先引人注目的不是兩者的相似之處，而是它們的不同之點。這種差異有助于我們理解這兩個劇本的思想。正為此目的，我才提筆撰寫此文”。泰戈爾把《沙恭達羅》與《暴風雨》這兩部時空距離遙遠的作品放在一起進行研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兩個劇本的思想。因此這是有目的的比較，不是為了比較而比較。泰戈爾發(fā)現(xiàn)了兩部作品“在形式上的類似和內(nèi)容上的差異。孤獨中長大的米蘭達和王子斐迪南的愛情同年輕女修士沙恭達羅和國王豆扇陀的愛情之間有著許多共同之處。甚至于故事發(fā)生的地點也相似：無人煙的孤島和幽寂的凈修林。不難找出這兩部作品在情節(jié)上的類似之點。但是，細心的讀者很快就會注意到兩者在意境上的巨大差異”。在兩部作品中的比較中，差異性得到了凸顯，這是單獨從一部作品中很難發(fā)現(xiàn)的。因此，比較是必要的。

而比較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異同羅列，必須進行深入的探討。“僅僅對兩個不同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主觀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這樣的比較決不可能產(chǎn)生論證的明晰性”?！霸跊]有事實影響的情況下，跨文化對話得以發(fā)生的可能性，是建立在本身的構(gòu)成以及作品關(guān)涉的問題所具有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基礎(chǔ)之上的。作品形式構(gòu)成上的相似性和素材與題材的類同，固然是建立邏輯聯(lián)系的前提，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這些相似與類同的背后，所蘊涵的不同文化旨趣與精神向度。對具體作品之間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的研究是以整個文學史的發(fā)展為背景的，不是孤立的將X與Y進行對比，而是通過對比進一步增強對整個文學史的認識，回答一些共同的問題”。

泰戈爾從人物性格的動態(tài)對比，大自然對于人物的意義，作品的美學追求等方面進行了詳細深入的比較分析，找到了平行研究中的共同問題，因此對作品的分析使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而不是多此一舉的比較。

首先是對人物的對比突出了《暴風雨》中米蘭達這一人物，在沙恭達羅與米蘭達的對照中又突出了沙恭達羅的本質(zhì)特征與哲學內(nèi)涵。

過去在《暴風雨》的研究中，重點人物是被篡位的米蘭公爵普羅斯彼羅，他在被篡位后成為一心復仇的魔法師，幾幕中的主要情節(jié)都與其復仇有關(guān)。米蘭達只是一個生活在封閉海島上的單純女孩，與斐迪南一見鐘情，其出場的機會很少。但泰戈爾抓住了兩部作品中相似的愛情主題，把米蘭達這一次要人物突出出來以引起人們的注意。

在對比沙恭達羅與米蘭達的人物形象時，泰戈爾并非進行表面的性格特點羅列，而是進行了豐富的動態(tài)分析，從性格形成的環(huán)境，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等方面進行比較論述，更突出了沙恭達羅自然的女兒的本質(zhì)特征。沙恭達羅是自然的女兒這一論點很多教材都提到了，但泰戈爾的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沙恭達羅與靜修林之間的精神聯(lián)系，她們之間的一體性，同時又指出了二者在人間分離并最終在天上合一的必然性及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這一分析就使我們對沙恭達羅的認識，不僅僅停留在純潔，美麗的天性上，而是上升到了哲學的層面。

其次，泰戈爾對兩部作品中自然這一角色的對比突出了印度與英國文學中人與自然的不同關(guān)系，使研究由具體的有限的文本上升到民族文化、哲學思想的高度，對文本也有了新的解讀。

在對莎士比亞傳奇劇的研究中，一般認為莎士比亞通過傳奇劇，把現(xiàn)實中無法解決的矛盾放到劇中進行了和解，因此，其傳奇劇的結(jié)局一般都是大團圓的結(jié)局，主人公體現(xiàn)了一定程度上完滿的人性，不再停留在悲劇時期對人類本性的缺憾中。如《暴風雨》這部作品就是一個圓滿的結(jié)局：惡人悔改、義人不死、公道重現(xiàn)；最重要的是，人性的軟弱也得到補償——普羅斯彼羅成為性格剛強毫不懦弱的完人。普羅斯彼羅雖然以復仇的形象出現(xiàn)，但到結(jié)尾之時，他還是聽從了內(nèi)心理性的召喚：“雖然他們給我這樣大的迫害，使我痛心切齒，但是我寧愿壓伏我的憤恨而聽從我的更高尚的理性；道德的行動較之仇恨的行動是可貴的多的?！?/p>

泰戈爾沒有囿于結(jié)尾對主題意義的完成，而是在自然所扮演的角色中，看到了兩劇的巨大差異。

普羅斯彼羅在失去領(lǐng)地之后，憑借魔法的力量牢牢控制住了自然王國。奇跡般地逃脫滅頂之災的一小撮人，為了占領(lǐng)一個幾乎荒無人煙的島嶼，什么都干得出來：施展陰謀詭計、背信棄義和謀殺暗算。最后，他們的陰謀破產(chǎn)了，誰也沒能得到永恒的東西。大自然在這個劇中好像是惡魔，把它當做半獸人一樣加以馴服、控制和奴役，但它仍每時每刻試圖使用自己的毒牙和魔爪。

人與自然之間存在敵意，人與人之間存在敵意，而這敵意便導致爭權(quán)奪利。

泰戈爾在這樣的分析中，發(fā)現(xiàn)了《暴風雨》一劇中充滿了暴力、威脅和壓迫，暴力主宰一切。

而在《沙恭達羅》中，“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就猶如感情與理智的關(guān)系。這種不同凡響的矛盾統(tǒng)一，在印度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里是不可能、也不會見到的”。“大概除梵文文學之外，無論哪一種文學都沒有讓沉默的大自然起過如此這般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是無法替代的作用”。

經(jīng)過對比，泰戈爾不僅看到了作品中過去不被人注意的內(nèi)容，而且突出了各自的民族思想。尤為重要的是，通過對比，泰戈爾對莎士比亞作品中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進行了審視和評價，對我們今天的現(xiàn)代性反思依然具有啟發(fā)意義。莎士比亞處于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盛行的時期，其創(chuàng)作在描寫人的自由、欲望的合理性及理性的重要性時，也暗含著對人性擴張的憂慮。這種復雜性也是我們在解讀莎劇時不可忽視的內(nèi)容，但過去我們往往直接把莎士比亞定位為人文主義作家，忽視甚至無視其對人文主義的反思。

泰戈爾通過文本的比較，對兩部戲劇的人物和主題都有了新的認識，確證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文本研究與文化語境

在文本的比較研究中，表層的、簡單的異同羅列是大忌，對兩個研究對象各自特點的簡單相加就喪失了比較的意義。因此，把文本置于各自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來理解就成為避免淺層次比較的重要途徑。泰戈爾的研究，在這方面也提供了一個范例。

在探討《沙恭達羅》的意義時，泰戈爾把整個故事置于印度的宗教、哲學語境中進行深入分析，觀點深刻透徹。

泰戈爾從印度宗教哲學出發(fā)，把《沙恭達羅》看做是本能與精神原則、人間與天堂的矛盾統(tǒng)一關(guān)系的展示。在《沙恭達羅》中，“花結(jié)成果實，人間變成天堂，天生的本能變成了精神的原則”?！罢麄€劇本就是描繪了在人間奇妙和激動人心的相遇變成在天上凈修林中永久和愉快地結(jié)合的全過程”。泰戈爾看到了這一劇作與印度傳統(tǒng)宗教哲學的深刻關(guān)聯(lián)。沙恭達羅在人間的愛與恨都是基于現(xiàn)實生活中的本能原則，她的痛苦與不幸就是現(xiàn)實的本來面貌，豆扇陀給予她的痛苦使二人很快由相愛的伴侶成為陌路人。在現(xiàn)實中，愛難以成為永恒。永恒只存在于天堂之中，存在于精神世界。當他們最終在天上相會，終于超越了現(xiàn)實中的矛盾，實現(xiàn)了和諧的境界。這一分析體現(xiàn)了建立在印度傳統(tǒng)哲學基礎(chǔ)上的泰戈爾的和諧的美學觀。

從印度宗教哲學來看，現(xiàn)實都是梵的個體存在，都是短暫的，是摩耶，只有梵是最高的精神存在，是永恒的，是最高真實。因此，泰戈爾把沙恭達羅在人間靜修林的幸福看做是短暫的，未經(jīng)考驗的幸福，現(xiàn)實中的現(xiàn)象都是短暫的，是不能執(zhí)著追求的。只有天上的幸福才是永恒的和諧。

泰戈爾從印度文化傳統(tǒng)出發(fā)，進一步分析劇作對沙恭達羅愛情遭遇的設置。他把沙恭達羅在現(xiàn)實世界的苦痛看做是必要的苦修。他認為，豆扇陀或者沙恭達羅要贏得最終的永恒的幸福，就必須苦修。“在豆扇陀和沙恭達羅相互贏得對方的心之前，詩人使他們經(jīng)歷了長期的，煎熬人的苦行”?！霸阱壤嫱渔犊磥?，豆扇陀和沙恭達羅只有歷盡長期的折磨之后方能真正結(jié)合在一起”。雖然人間靜修林里的沙恭達羅一樣幸福，平靜，但泰戈爾認為，人間的靜修林的樂園是“脆弱的，不安全的。它雖然美，但可能會像蓮花上的露珠一般，轉(zhuǎn)瞬即逝”。而天上的樂園，是一個永恒的樂園，“它是以精神上的苦痛以及苦修的代價才復得的”。因此，他認為，詩人破壞了一個樂園，建立了一個新的樂園。

當然，泰戈爾對于苦修有自己的理解，不僅僅是民間存在的自我折磨或者自虐式的苦行。他認為，在理解美和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苦修是必不可少的。他認為苦修中最重要的收獲是人的欲念的節(jié)制，而節(jié)制是美感的來源，因此他把苦修與美感聯(lián)系在一起。

可見，泰戈爾把戲劇《沙恭達羅》放在印度傳統(tǒng)文化的大背景中進行審視，從而超越了拘泥于現(xiàn)實政治層面理解這個愛情故事的弊端。豆扇陀與沙恭達羅不僅僅是國王與平民女性之間關(guān)系的隱喻，他們的經(jīng)歷表現(xiàn)了印度哲學的思想：一切幸福必須經(jīng)過克制和苦修，在這個過程之后，善會戰(zhàn)勝惡，永恒會接替瞬間，對立與矛盾永遠消除?！斑@部劇本無可爭辯地證明，在這個世界上，按照造物主的意志，縱然惡也定能變成善。只有在惡的不斷打擊下，善才能尋獲真正的力量，從而光照千秋”。泰戈爾從一個愛情故事中看到了這個民族的哲學思想，也在文學批評中超越了具體文本，達到了精神真理的層面。

三、比較研究的文化立場

比較文學強調(diào)跨文化研究的特點，但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選擇怎樣的文化立場直接關(guān)涉到研究的結(jié)論。特別在東西方文學的比較研究中，文化立場更加重要。研究者需要一個更加堅實的參照系，不是完全以西方為準，也不能成為東方中心論，要力求在比較中對研究對象作出客觀的評價和認識。

莎士比亞是西方戲劇史上的大家，人們一般把他看做是難以逾越的高峰。泰戈爾把莎士比亞與迦梨陀娑的劇本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并非比較優(yōu)劣，而是在客觀的分析之后，對雙方的特點進行總結(jié)。泰戈爾沒有把莎士比亞作為最高標準來衡量迦梨陀娑，而是在印度哲學的背景下，闡釋迦梨陀娑所創(chuàng)造的莎劇中所沒有的觀念，以及其中蘊涵的東方的智慧。這對于一個東方學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

如談到兩劇中對劇中人物的考驗，泰戈爾認為在《沙恭達羅》中，考驗具有精神意義，而在《暴風雨》中，考驗只停留在物質(zhì)層面：

《暴風雨》中，普羅斯彼羅使斐迪南的愛情經(jīng)受的嚴重考驗就是教他搬木頭。然而，這僅是體力上的考驗，而不是精神上的考驗。迦梨陀娑懂得，在灼熱的痛苦的壓力下，碳會結(jié)晶成金剛石。他使烏黑的東西發(fā)亮，把脆弱變成了剛強。

泰戈爾對印度的傳統(tǒng)文化有著深深的眷戀和自信，他希望世界人民都能夠理解印度，印度文化能夠為世界人民的和諧未來作出貢獻。這種思想在他的《民族主義》及其他作品中都得到了明確的闡述。泰戈爾認為，西方因為物質(zhì)文明的發(fā)達，狹隘民族主義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一種盲目的驕傲的情緒，因此，“它越來越不能將它最好的東西給予東方，并且不能用正確精神接受東方長期積累的智慧”。泰戈爾并不完全認同民族主義思想，特別是以本民族利益為旨歸的自私狹隘的民族主義，他是深切痛恨的。他在物質(zhì)文明快速發(fā)展的時代，強調(diào)的是精神文明的價值，這是他來源于印度又超越了具體民族利益的文化立場。

在美學追求上，泰戈爾更傾向于印度戲劇美學強調(diào)情味的特點，對于西方的寫實劇有自己的看法。他盛贊迦梨陀娑通過咒語平衡了現(xiàn)實的苦難，使戲劇充滿了從容不迫的氣氛。他對于莎士比亞的具體生動地描寫現(xiàn)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歐洲詩人盲目地復制生活真實，如實反映生活，他們沒有用咒語或超自然的力量的干預來解釋過去。他們用詩的支配取代生活的支配。迦梨陀娑沒有把生活真實置于詩之上。”因為不是復制現(xiàn)實，《沙恭達羅》達到了安謐和克制的境界。“復制品確是忠實于生活真實，但文藝女神卻由此受到殘酷無情的打擊。”可見，泰戈爾對戲劇如何表現(xiàn)現(xiàn)實的苦難和暴戾有自己的看法，并不贊同完全的寫實。在《舞臺》中，泰戈爾指出：“舞臺矗立在多愁善感的人的心田里，在那個舞臺上不乏地方；在那里通過魔法師的手，布景自己被確立著?！币虼耍J為劇中寫到一棵樹，不見得就在舞臺上安上一棵樹，把舞臺布景完全寫實地展示出來，是一種巨大的浪費。而且，這種寫實的舞臺布景也破壞了演員的表演?！翱贪鍖憣嵵髁x就像蝗蟲一樣鉆入藝術(shù)內(nèi)部，像蟑螂一樣汲干藝術(shù)的所有情味?！?/p>

泰戈爾在比較兩部作品時，表現(xiàn)出以印度文化為根基的文化立場，他沒有對東方的古典戲劇妄自菲薄，也沒有隨意地貶低西方文化，而是在比較中發(fā)現(xiàn)了莎劇所缺失的精神，以及梵劇中的智慧。這種文化立場值得我們借鑒。

泰戈爾的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我們不僅可以從其作品中看到一個藝術(shù)美的世界，也可以從其研究實踐中體悟到學術(shù)研究的方法。他對《沙恭達羅》戲劇的分析，對于我們的東方文學及比較文學教學和研究都具有啟發(fā)意義。

注釋：

在我國的《東方文學史》教材中，一般在主題分析中強調(diào)階級分析的方法，主題的解釋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有代表性的表述如：“《沙恭達羅》揭露和抨擊了統(tǒng)治階級的罪惡，鞭撻和斥責了王公貴族摧殘婦女，始亂終棄的猥褻行徑，極為有力地表達和宣揚了作家對社會政治制度和愛情婚姻生活的美好理想和強烈愿望。”（梁立基、何乃英主編，《外國文學簡編·亞非部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三版，124頁。其沿用了在1983年第一版，1998年第二版中的表述。）

王春景，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