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拉》前言

石真

《戈拉》（Gora）是羅賓德拉那特·泰戈爾（1861~1941）長篇小說中最優秀的一部。從它1907~1909年在《布拉巴希》（Prabasi）雜志上連續刊載， 1910年印成單行本出版，到今天差不多已經50年了。它一直受到印度廣大讀者的喜愛，被認為是印度批判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印度人民的寶貴文學遺產之一。

這部小說描寫了孟加拉知識分子中急進民族主義者、正統派新印度教徒和梵教徒之間的斗爭；揭露了印度教的問題和隱藏在它背后的社會病態。這是一部描繪19世紀70至80年代孟加拉社會生活的史詩。

19世紀70年代是印度民族運動發軔的條件都已具備的時期；印度的資本主義已經為自己開辟了道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新興的階級已經成長起來；日益貧困的農民在嚴重的饑荒所造成的數以百萬計的死亡情況下紛紛起義；人數極為眾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已經形成，其中有許多人已經意識到殖民制度只能給印度人民帶來災禍和苦難，于是反英和謀求解放的情緒在知識分子中間便蓬蓬勃勃地高漲起來。

當時印度民族運動主要可分為兩大思想體系。一派主張努力接受歐洲文化，改革印度教，鏟除一切陳腐的傳統與陋習。通過改革爭取在英國的統治體系內獲得較大的政治權利，使印度人能更廣泛地參加國家機構。

梵社的活動就屬于這一思想體系。梵社是19世紀初孟加拉著名啟蒙運動者羅姆·摩罕·羅易（Ram Mohan Roy）在1828年建立的一個宗教改革團體。它在當時起過積極的作用：把孟加拉為數不多的文化人士團結起來，并且進行了反對種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婦自焚殉葬等等進步活動。1833年羅易死后，泰戈爾的父親戴溫德羅那特·泰戈爾（Devendranath Tagore）就成了這個教團的著名領導者。后來由于這個教團的一部分教徒在克舒勃·錢德拉·森（Keshab Chandra Sen）的領導下脫離印度教的基礎，吸收了過多的基督教觀點，終于在1865年分裂成為兩派。一派是戴溫德羅那特領導的“原始梵社”，一派是克舒勃領導的“印度梵社”。戴溫德羅那特雖然反對印度教的種種儀式，卻并不否定印度的文化傳統。他痛恨崇拜歐洲文化的現象，竭力鼓勵人民研究印度古代宗教哲學。這一派教徒人數不多，并且不積極參加政治斗爭。到了20世紀初，它在孟加拉社會中已經不起作用。最后連他的兒子——作家泰戈爾也退出了這個教團（泰戈爾在1911年以前一直是梵社的秘書）。克舒勃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改革家，他的活動著重在廢止童婚、支持寡婦再嫁以及印度教生活中一些其他改革。但是這個教團有很多信徒輕視印度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明。有些人趨于極端，甚至反對印度傳統的音樂和舞蹈。作者在他的小說里所描寫的梵社就屬于這一派。

另一派思想體系是在這個時期剛剛形成的“新印度教”。正統派新印度教教徒堅決反對崇拜西洋文明，主張發展民族文化，加強民族自豪感，反抗統治者的專橫壓迫。但是他們同時主張復古，主張嚴格遵守印度教一切傳統，甚至是保守的傳統。他們認為這樣才能建立民族意識。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泰戈爾的前輩、印度現代小說的先驅者般吉姆·錢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1838~1894）。以后則由印度民族解放運動著名領導者提拉克（B.G.Tilak，1856~1920）所領導。

泰戈爾經常批判新印度教保守的一面。1884年他和般吉姆在新印度教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泰戈爾一向反對宗教偏見，反對種姓制度和中世紀落后的傳統。他是印度文化的熱烈捍衛者，了解和珍視自己民族的光榮傳統，但是他并不緬懷古代印度的復興。他重視科學和進步，他知道印度人民有許多地方應該向歐洲人學習，但同時也警告自己的同胞不要迷信西方。他和正統派新印度教的沖突就在這些地方。

泰戈爾寫這部小說是在20世紀初，正是提拉克所領導的極端派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第一次高潮中起著決定作用的時期。極端派是19世紀90年代在印度資產階級的政黨——印度國民大會黨中開始出現的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反對派。極端派批評舊的穩健派領袖們與帝國主義妥協的政策。他們要求一個更明確的跟帝國主義斷絕關系的斗爭綱領，提出用暴力推翻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的統治。在極端派有力的影響下，1905年國民大會通過了支持（有條件的）當時孟加拉轟轟烈烈的抵制英貨的群眾性運動的決議。1906年通過了民族解放運動新的斗爭綱領：支持抵制英貨運動；提倡民族教育；要求自主（在帝國范圍之內的殖民地自治）和自產（發展民族工業）。這是印度國民大會黨從1885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在它的決議里提出自主的基本要求，在印度工人階級還未有組織，廣大農民還沒有真正覺悟起來，一部分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民族失去信心，眼望著西方不勝向往的情況下，極端派是當時最進步的力量。

但是極端派在提出用暴力推翻殖民者對印度的統治，要求印度民族獨立解放的同時，還提出了一套主張復古，保持印度教落后傳統的反動的社會綱領。他們認為穩健派領袖們跟帝國主義妥協是因為他們完全向英國文化投降，認為這些人滿腦子都是英國資產階級的學識、觀點和政治見解。為了反對這種傾向，極端派力圖把印度的民族意識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礎上。建立在古代印度雅利安文明的基礎上，來對抗西洋文明，來發動群眾性的反帝斗爭運動。他們把英國統治以前的印度描摹成黃金時代。一切科學與社會的發展都被斥為征服者的文化。一切妨礙進步和團結的陳腐傳統，都被奉為理想加以推崇。結果這些本來富于斗爭性的人民領袖，反而成了社會上一切腐朽的落后的傳統勢力的擁護者、同盟者，造成了印度政治上一個悲劇性的局面。這種力圖使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具有印度教宗教色彩的主張正是70年代剛剛形成的正統派新印度教的思想體系的繼續和發展。因此泰戈爾在這部小說里雖然描寫的是19世紀70到80年代的情況，同時也反映了20世紀初的時代特征。他接觸到的許多實際問題，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戈拉》反映了印度社會生活復雜的現象。塑造了印度民族主義者鮮明生動的形象，歌頌了正統派新印度教徒民族愛國的激情和他們對于祖國必獲自由的堅定不移的信念；同時也批判了他們教派主義的偏見，批判了他們熱衷于保持阻礙印度進步、造成高級種姓與低級種姓之間真正壁壘的種姓制度的錯誤觀點，也批判了他們緬懷古代印度的復興所造成的脫離實際，脫離人民的傾向；并且指出一切真正為祖國服務的人，應該跳出這些狹隘的圈子，應該面對現實，面對“真正的勞動園地”——“給三萬萬印度兒女謀福利的真實的園地”。

戈拉是這部長篇小說的中心人物。在這個人物身上，作者傾注了滿腔的愛國熱忱和強烈的民族自尊感。他是一個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典型人物形象。他是印度愛國者協會的主席，印度教徒青年們的領袖。他熱愛自己的祖國，隨時準備為它獻出自己的財富和生命，血液和骨髓，天空和光明。他對于祖國的必獲自由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心，他在“貧困饑餓、痛苦受辱的地方”看到“一個擺脫了一切束縛的光輝燦爛的‘未來’”。他相信：

……我的祖國不管受到什么創傷，不論傷得多么厲害，都有治療的辦法，——而且治療的辦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

他嘲笑那些對祖國失去信心的人，那些“時髦的愛國者”，他們無論對自己或是別人都提不出“強硬的要求”：

……就是財神爺想賞他們一件東西，我相信他們除了要一枚總督勤務兵的鍍金徽章以外，也決不會有勇氣要求別的東西。他們沒有信心，因此也就不存希望。

他對他的朋友，印度愛國者協會的秘書賓諾耶說：

目前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要把自己對祖國所有一切東西的堅定不移的信心，灌輸給那些沒有信心的人。因為我們以祖國為恥已經成為習慣，奴顏婢膝的劣根性也就毒害了我們的心靈。

他認為那些對祖國失去信心的人，是由于他們相信了英國人的“書本上的知識”，忘記了印度過去光榮偉大的歷史，是因為他們被“洋奴生活”所誘惑，自視高人一等，脫離人民群眾。他要人們相信：在殖民統治下印度受屈辱的那個形象，只不過是“惡魔點化的幻景”，另外有個“十全十美的印度——富裕昌隆、知識淵博、正直不阿的印度”，那就是英國統治以前的印度。他號召人們把腳跟站定在那里，憑自己的理智和感情從里面吸取生命的活力，喚起對自己擁有的偉大財富的自豪感，重新建立對祖國的信心，時刻做好準備，爭取祖國的自由，掀起反殖民制度的斗爭。

雖然戈拉把對祖國的信心——印度的民族意識建立在正統印度教的基礎上，建立在對印度教“古圣梵典上的規矩”的嚴格遵守上，但是他那種對一切英國東西都勢不兩立的反抗精神，他對那些以做官為榮、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諂媚殖民統治者的知識分子的極端痛恨，他那靠近人民，希望分擔他們苦難的熱烈愿望，他那保衛農民和大學生以及其他許多“捍衛被蹂躪的正義”的行為，使他的形象十分親切動人。印度的一位批評家班納吉（S.K.Banerjee）說：“戈拉就好像是渴望印度自由，憤怒地反抗自己社會和政治上的奴隸地位而斗爭的印度心靈的化身。”

作者滿懷同情地描繪了他的思想、感情以及他的信念的演變過程，對于他的謬誤的見解和宗教偏見作者的態度不是攻擊，是首先追溯產生這種偏見的原因。戈拉并不是一開始就反對一切“現代文明”，主張保持印度教的各種中世紀封建殘余的。他對梵社向往，本來一有機會就準備貶責古圣梵典的訓誡和那些流行的習俗，但是因為一個英國傳教士那樣無禮地攻擊印度的宗教和社會，使他怒不可遏地起來為印度辯護。他盡最大的努力，從各方面證明宗教和印度社會的完美無瑕。他在一本書里寫道：

我們決不能讓自己的祖國站在外國法庭的被告席前受外國法律的審判。我們的榮辱觀念，決不能用外國標準來逐點衡量。無論是在別人面前，還是在自己心里，我們都決不能為自己的祖國感到羞恥——不管是在傳統方面也好，信仰方面也好，經典方面也好，都是一樣。我們必須拿出全部力量和自尊心，果敢地負起祖國的擔子，使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免受侮辱。

是那種對民族尊嚴的熱烈捍衛，對“強盜民族”自恃有力而對被壓迫民族的文化橫強摧殘的強烈的憎恨，以及熱愛祖國的高貴的品質使他為印度教的崇拜偶像和它加在婦女身上的封建桎梏辯護，為種姓制度和婆羅門特權辯護，并且不加分析地肯定“祖國的一切都是好的”。我們分析一下，就知道他嚴格遵守一切印度教的規章制度，小心保護自己種姓的純潔，并不是出于深厚的宗教感情，而是因為他把印度教當做接近人民的工具，希望通過它“跟全國人民精神上取得一致”，從而汲取力量，爭取印度民族的復興。

作者所表達的是印度人民一直蘊藏在心中的思想和感情，這種思想和感情是能夠為世世代代的人們所理解的。這就是戈拉所以能夠贏得讀者喜愛的原因。

可是泰戈爾對戈拉不是毫無批判的，他讓戈拉在現實面前引起內心的種種沖突并終于糾正了自己的偏見。

戈拉嚴格遵守印度教教規，堅持保存種姓制度造成他對自己的沖突，和自己親人之間的沖突。他因為他的母親用了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女仆，自己就不肯從她手里接水喝，并且禁止他的朋友賓諾耶在她那里吃東西，雖然他極愛他的母親。他和賓諾耶爭吵，因為賓諾耶對于印度教的信心并沒有他那樣堅定，“每逢看到我們社會的缺點，看到我們種姓制度的弊端”，總不免懷疑。賓諾耶和梵社的姑娘來往，戈拉批評他是學英國人的時髦，是英國人所謂的愛情。他不惜和賓諾耶絕交來反對他和洛麗塔結婚，因為賓諾耶這個婆羅門子弟“在斷送他的榮譽，他的種姓，他的體面”。他內心里愛上了梵社姑娘蘇查麗達，卻答應她姨母的請求，勸她遵守印度教的訓誡和別人結婚，雖然他心中十分苦惱。

戈拉在鄉村的一段經歷使他進一步認清自己堅決保存印度教的種姓制度和一切清規戒律的錯誤。他在昏睡般的鄉村生活中看到祖國赤裸裸虛弱可羞的形象。人們嚴格遵守傳統習俗，卻無人問這種習俗是否正當。而傳統習俗只是將人分成等級，又將各個等級互相分開，造成社會階層的鴻溝，并將人壓得麻木無力，連日常生活上的事情都不能應付。他看不到“那種通過愛情、服務、憐憫、自尊和對全人類的尊敬而給一切人以生命、力量和幸福的宗教”的蹤跡。這一切使他覺悟到：他再也不能把實際上是一片廢墟的印度教社會描繪成一幅引人入勝的圖畫了。他感到宗教傳統是有害的，于是不再那么堅持種姓的偏見了。他的養父克利什那達雅爾病重時最后揭開了他愛爾蘭身世的秘密。他把它當做解脫來歡迎，他再不必步步留神去保持種姓的潔凈，那條跟人分離的使他不能和低賤種姓的人平起平坐的鴻溝消失了。在他身上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再沒有什么對立的現象了。他再也不必把那些實際是“進步的障礙”當做信仰，并給它加上種種漂亮的裝飾，來填補他心中的空虛了，再也不必緬懷古代印度的復興了。他仿佛來到了一個心曠神怡的世界：

……印度的一切善惡，印度的一切悲歡，印度是一切智慧和愚昧，都毫厘不爽地親切地呈現在我心里。現在我真的有權利為她效勞了，因為真正的勞動園地已經呈現在我面前——這并不是我的假想的創造物——這是給三萬萬印度兒女謀福利的真實的園地！

作者同情戈拉的斗爭。但是代表作者觀點的人物畢竟是帕勒席先生——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民主觀點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作者通過他批評了戈拉的徒勞無益地向過去伸手求助的復古主義；譴責了使人民分裂的種姓制度和梵社不分青紅皂白地想跟印度教徒斷絕關系的宗派之見。

帕勒席先生從容克己，恬靜寬厚。他對宗教抱有虔誠的信仰，一貫追求與真神結合，既不崇拜偶像，也不污辱別人的信仰。他從不講究梵教與非梵教之分，因而他和印度教徒的來往，常常被那些教派觀點極重的人加以非難。他尊重個人自由，認為社會為了尊重個人應該變得開明一些。當個人與社會發生沖突的時候，他考慮的是哪方面對，而不是哪方面強。他鼓勵反抗社會的人，認為“有勇氣在自己生活中嘗試解決人生新問題的人，正是那些使社會臻于偉大的人！那些僅僅循規蹈矩過活的人，并不是在使社會進步，只是在使社會得以維持下去。”因此當他女兒洛麗塔愛上了印度教徒的賓諾耶引起了教派沖突，受到雙方阻止與責難的時候，他不顧妻子的反對、賓諾耶伯父來信的辱罵、印度教徒阿賓納席的當面嘲弄以及哈倫把他從梵社管理機構中開除出去，仍然幫助了這個“叛逆”行動，料理了這件婚事，并且鼓勵他們在一切障礙面前照自己認為對的去做。

在帕勒席先生的身上使我們看到爭取社會改良，反對封建愚昧的印度資產階級舊派民族主義者穩健派領袖們的影子。也可以看到泰戈爾對于印度宗教問題的主張：他既不贊成正統新印度教徒的熱衷于保存種姓制度，也不贊成梵社自成一個小團體脫離人民的宗派主義。他要尋找的是一個自由、寬大、慈悲、人道主義的信仰，這種信仰是積極的、民主的，不至于在人與人的關系上造成阻礙的。

和戈拉對立的是梵社的領袖哈倫先生。一位精通英語，熟悉哲學的教書匠。作者筆下所刻畫出來的一位除了膚色以外，在精神上完全和英國統治者一致，并對他們搖尾乞憐的典型人物。他只推崇《圣經》，從不讀印度的文學遺產，并且主張梵教人家應該摒棄這類書籍。他認為印度民族永遠不會有任何成就，并且誹謗孟加拉人性格上有種種缺點，當不好行政官。他把英國教科書上污辱印度人的句子背得爛熟，并且恬不知恥地用它來談印度的壞風俗，以高人一等的口吻在英國縣長面前辱罵自己的同胞：

……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因為只知道背死書，沒有什么道德修養，所以就是不愿承認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神意的安排。

他自封為“梵社一切真善美的東西的監督者和保護者”，但是他的教派門戶之見和刻薄的天性，使他什么樣的卑鄙勾當都干得出來。當蘇查麗達和洛麗塔反抗了他的干涉，突破了教派的小天地，開始有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時，他不擇手段地寫匿名信，發表文章，以及不惜雇了車挨家逐戶去詆毀她們。戈拉和他的朋友賓諾耶與哈倫的沖突不僅是教派間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民族主義者和民族虛無主義者，愛國志士和殖民者的奴才之間的斗爭。

在這部小說里還有許多成功的婦女的形象。戈拉的母親安南達摩依是作者懷著極大的崇敬自始至終肯定的人物。她具有非常完整的性格和感人的魔力。她是一位著名梵學家的孫女兒，嚴格遵守印度教的儀式。但是自從她收養戈拉做兒子以后，就把祖上七代相承的傳統連根拔起了。她的純真的母性的人道主義，不容許她因為誰生來種姓低賤或者誰是基督徒就輕視或拒絕他們。她說：“誰要是懷里抱了小孩，就會相信世上沒有一個人是生來就有種姓的。”她生活在一個正統派印度教家庭里，卻對印度教社會的種種清規戒律絲毫不加理會，“純然本著自己的天性行事”。她的行為使她的丈夫很不喜歡，兒子們也很不滿意，她只是不作聲地耐心忍受，但是這忍受并不是屈服，而是韌性的戰斗，無論什么力量都不能改變她的觀點，“都不可能使她不照她認為對的做去”。

她通情達理，智慧明朗。戈拉的坐牢曾使她流下做母親的歡樂和驕傲的眼淚：“她的這個戈拉是個多么了不起的戈拉啊！他不是膽小鬼，他沒有去奉承縣長，求他憐憫或者饒恕。”她在洛麗塔的親事所引起的風波中，不顧戈拉的阻攔，全心全意地為他們安排一切。給這對新婚夫婦以及帕勒席先生以精神上的安慰。

她是被作者當做理想的印度教妻子，“世間所有母親的化身”和印度的象征來描寫的。在小說的結尾，有這樣一段話：

“母親，你就是我的母親！”戈拉大聲說。“過去我到處去尋找的母親，原來始終坐在我的房里。你沒有種姓，你不分貴賤，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們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安南達摩依和帕勒席先生這兩人之間有許多共同之處，譬如，帕勒席先生反對造成人與人之間分裂的種姓制度，反對教派門戶之見，安南達摩依也認為：“梵教徒跟正統印度教徒究竟有什么區別呢？人的心里并沒有什么種姓——老天爺在人的心里使人團結，他在人的心里跟人接近。難道我們可以疏遠老天爺，把團結人的責任交給教義與禮儀去嗎？”在兒女的婚姻問題上，安南達摩依認為：“婚姻是心與心相結合的問題——要是心連在一起了，那么，舉行婚禮的時候念什么經又有什么關系呢？”她贊成梵教徒與印度教徒互通婚姻。帕勒席先生也主張在這個問題上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人，是雙方的幸福，而“不應該對社會的阻礙有所顧慮。”但是，帕勒席先生那種軟弱的、力圖“超然于爭辯的雙方之外”的消極冥想的態度和安南達摩依性格的堅強、態度的積極熱情比較起來，常常顯得蒼白無力，遠遠不能贏得讀者像愛安南達摩依那樣的熱愛。

梵教的姑娘們里面，蘇查麗達和洛麗塔給人以難忘的印象。

溫柔聰慧，內心充滿寧靜的毅力的蘇查麗達是帕勒席先生最寵愛的。她是梵教虔誠的信徒，對梵教領袖哈倫先生非常崇敬，并且準備為了梵教的利益和他結婚，雖然她感到“這個婚姻好像是一座由恐懼、崇敬和責任砌成的石堡”，里面并沒有幸福的生活。自從她認識了戈拉，才真正發現哈倫先生蔑視自己的人民，對殖民當局搖尾乞憐的惡劣品質，因此非常討厭他，斷然拒絕了這個婚姻。

蘇查麗達在社會和宗教問題上，并不同意戈拉的看法。但是她熱愛祖國，并且關心人民的命運。她看見戈拉一聽見自己的同胞受了污辱立刻咆哮如雷，她的整個心靈也就起了共鳴。她看出“戈拉這種帶著抗議意味的正統印度教的信仰含有一種反抗精神”，并且發現戈拉的談話里“充滿了對祖國的信心、力量、熱愛和痛苦”，這使她不能不對他的見解加以考慮。戈拉的談話，使她認識到在家庭和教派的小天地之外還有寬廣的生活，使她感到自己過去的生活是和祖國脫離并且毫無意義的。在戈拉的影響下，她對新印度教有了深刻的認識，成了戈拉的知己，并且宣布自己是一個印度教徒。她說：

……以前，不論是跟祖國的“過去”還是“未來”，我都從沒有任何關系，可是現在我心里對這種關系的偉大和實在有了如此美妙的認識，我簡直忘不了它……我怎能說我是個脫離了自己種姓和祖國的無足輕重的人呢？我為什么不能說“我是個印度教徒”呢？

但是，她對于新印度教的崇拜偶像和復古主義仍然保持批判的態度。戈拉曾經引導她用清醒的理智去觀察印度，用心中的赤誠去熱愛印度，回到印度里面來，與她“合而為一”。她渴望參加有利于祖國的活動，知道為了挽救祖國瀕臨死亡的命運，自己“同樣也有一份工作要去完成”，但是她沒有機會貢獻自己的力量和熱情。戈拉也不曾告訴她那是什么樣的工作，給她指出奮斗的道路。她懷疑：“我們能像從前那樣，閑坐在家里，一味躲在遠古的律令中安身嗎？”印度婦女傳統的命運不能使她滿意。她寂寞、苦悶，只能對她的小弟弟說：“你是生在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必須全心全意去為她工作。”

通過蘇查麗達的懷疑與苦悶，作者對于正統派新印度教徒在實際斗爭中只知夸夸其談，缺乏行動的武器和計劃提出了嚴厲的批判。

讀者喜愛蘇查麗達的溫柔甜蜜、純潔善良。同時，帕勒席先生的二女兒洛麗塔嫉惡如仇、堅忍不拔的性格，獨立不羈的風采，異常勇敢的行為更震撼讀者的心靈。她反抗社會上一切邪惡的勢力，始終積極地為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道路，為爭取自己的權利和自由而斗爭。她認為：“一個人容忍邪惡，不加抗議，就等于是助長邪惡。對付邪惡的特效藥是向邪惡戰斗。”

戈拉的被捕，她的憤慨比任何人都激烈。她聲明晚上決不到縣長家里演戲，并且對賓諾耶說：

……正因為我們對自己狹小圈子以外的事毫無所知，所以我們才把事情誤解到不分黑白的程度！潘努先生說，這位縣長的統治是上天給印度安排下的。如果這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說我們衷心地詛咒這種統治，這也是一種天意的安排。

她對殖民統治者的刻骨憎恨，使她不告而別獨自乘船回家。賓諾耶被她這種出走的舉動嚇壞了。她說：“我真不明白，憑什么因為我生來是個女孩，就必須萬事忍受，不加抗議。”她認為即使叫她自殺都比叫她在統治者面前演戲容易些。

她的出走行動，被哈倫先生之流認為是魯莽孟浪、不合體統、大逆不道的行為，并且到處造謠，對她進行毀謗。她替女孩子開辦的學校遭到哈倫先生的破壞。她和賓諾耶的結婚也遇到教派主義者的種種阻撓，甚至她的母親和姐妹們都板著面孔不理她，不肯參加婚禮。但是，無論是哈倫先生的造謠中傷也好，教會認為應該給她什么懲罰也好，都不曾嚇倒她。她的寧愿跳海也決不肯落在獵狗嘴里的反抗精神和斗爭勇氣使讀者深深感動。

洛麗塔是一個印度的新型婦女形象。這種新型的婦女將擺脫蘇查麗達的姨母哈里摩希妮那種給眼淚沖洗過的悲慘的命運，將沖破家庭、教派的小天地，參加廣大的社會活動，參加印度人民的解放斗爭。同時作者也說明印度婦女要擺脫傳統的命運，爭取自己的地位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她們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進行不調和的斗爭，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像惡魔似的時時抓住她們，要把她們咬成碎塊。可怕的教派禁令在那兒張牙露齒地威嚇、阻礙她們。為了爭取自由和幸福，她們必須忍受多少痛苦和侮辱啊！

在這部小說里，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寫也都很生動。

戈拉的養父克利什那達雅爾是一個突然改信印度教的代表人物。他年輕的時候，又吃肉又喝酒，無論到哪里都要帶上自己的妻子。這種不合印度教的習慣，使他得到英國上司的嘉許，他升了官。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的時候，他幫助過英國人，獲得褒獎，得到一塊地。以后他攢了一大筆錢，告老退休，忽然信起印度教，變得頑固起來。他嚴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儀式，修苦行，希望得到解脫，但是當安南達摩依向他提出應該對戈拉說明他的出身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是怕丟掉自己的養老金。當他突然病危時，他為戈拉萬一參加他的葬禮而恐懼，因為按照印度教徒的看法，戈拉是個沒有種姓的人，他如果參加葬禮，克里什那達雅爾就會被玷污，他的靈魂就會墮入地獄，不能超度。他盡想到自己，并不關心印度教的實質。

他的大兒子摩希姆，戈拉眼中的“下流角色”“冒牌紳士”，是財政部的職員，“干得非常起勁”。他恨英國人，同時又拍英國主子的馬屁。他可以為嫁女兒要撈到父親的錢而去奉承托缽僧，雖然他對宗教一點兒都不感興趣，他只希望印度教社會興旺到他的兒子長大娶妻，那時候他可以把女方的父親弄得傾家蕩產，“那以后這國家盡可以變成伊斯蘭教國，基督教國，喜歡變什么就變什么，我一概不管！”

哈里摩希妮的小叔凱拉席是個訟棍，專會打官司。當他接到哈里摩希妮的信，建議把自己的外甥女嫁給他的時候，首先打聽蘇查麗達的財產是生前屬于她，還是永遠屬于她，他到了加爾各答，馬上注意到蘇查麗達的房子的堅固，值多少錢，并且留心到地板上的積水，儼然像房子的主人似的提出抗議：“嘿，地板會漚爛的！不，嫂子，我告訴你，在那間屋里一點水也不能灑。”這個人物，作者著墨不多，卻勾畫出一副庸俗的商人的嘴臉。

作者從露骨的諷刺揭示出這些印度教徒共同具有的特征——渺小、貪財、自私自利。甚至連那位作者滿懷同情描繪了她的悲慘的命運的哈里摩希妮在后來也不曾逃掉作者對她的嘲笑。在她寄人籬下的時候，小心畏縮得活像一只老鼠；等到搬到蘇查麗達自己的住宅之后，她的臉色眼神、姿態動作、言談舉止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金錢、房屋和親戚，一切令人眷戀的塵世的東西對她施展了致命的魔力。她坐立不安，連祈禱也不能專心。她想通過蘇查麗達重回婆家的那片私心，使她兇狠地監視她的外甥女，并且“像母老虎一樣維護自己的權利了”。她顯得多么可憐而又可笑。

作者還描寫了年青一代印度教徒的代表人物。阿賓納席，戈拉的一位教派觀點極為濃厚的盲目信徒，戈拉隨便說什么，他拿去一傳播，“就會被他弄得瑣屑無聊，說得俗不可耐”。他喜歡出風頭，常做“熱情奔放而又動人的演說”。他不愿腳踏實地做一點工作，卻像個“跑江湖的戲班子，到處去捐募”，“只顧‘好呀好’地喝彩”。戈拉到鄉下去的時候，他吃不了苦，借口身體不好，馬上回轉加爾各答。大學生摩梯拉爾和羅瑪帕梯對于農民悲慘的生活絲毫無動于衷：

“窮人們過慣了這種日子”，他們對自己說：“我們認為艱苦的事，他們根本不覺得艱苦。”他們甚至以為，想要這些村民過好一點的生活，只是感情用事。

羅瑪帕梯聽了藍靛廠主和警察壓迫人的故事，甚至把憤怒移到村民頭上，“他覺得他們活該像這樣得個教訓，正好殺殺那股驕橫之氣。”他認為村民的反抗是“自取其禍”，他們應該向主子老爺讓步。他同情的倒是那些洋人！

通過這些描寫，作者嚴厲地批評了當時多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正統派新印度教徒民族主義者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與廣大群眾毫無親密之感，批評了他們只會夸夸其談而不認為有改善群眾生活狀況的必要。

作者以非凡的藝術表現力，描繪了加爾各答富裕中產階級的生活，創造了各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通過這些代表人物反映了當時中產階級的思想和感情。作者滿懷同情地描繪了印度農村的苦難和伊斯蘭教徒農民團結一致反抗暴力的英勇斗爭，憤怒地揭發了靛青種植園園主對農民的壓迫，以及殖民統治者的暴行。作者從各個不同的方面展示出一幅孟加拉社會生活的巨幅圖畫。

在這部小說里處處表現出作者反對中世紀落后傳統、反對輕視印度民族文化，為印度婦女的權利而斗爭，關心人民群眾生活的進步觀點，散發著作者對祖國的熱愛、爭取祖國解放的奮斗熱情和對祖國必獲自由的堅定的信心，它鼓舞印度人民為自由解放而斗爭。

原載《戈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石真，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