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陳代新

一

文化是隨著人類的生產力而進展的，它的地方性少，而時代性大。

拿自然科學來說，同盟國的和軸心國的沒有什么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也還沒有什么多大的懸異。因為是在同一時代里面差不多具有同一面貌。

但如時代不同，即在同一國家、同一民族里面，也就有天淵的懸別。歐洲中世紀的點金術和近代的化學是怎樣的不同，那幾乎就像是在不同的星球上所有的現象了。

準此，我們可以決定接受文化遺產的一個主要方針，便是對于古代的東西，不怕就是本國的，應該批判地揚棄；對于現代的東西，不怕就是敵國的，應該批判地攝取。

二

一切進展都呈出曲線形，它有上行階段，有下行階段。

在上行階段的文化活動，大抵上是以人民幸福為本位的；在下行階段的時候便被歪曲利用而起了質變，變為了以犧牲人民幸福為本位了。

然而以人民幸福為本位的思想并未消滅，它永遠是文化進展的基流，不過它有的時候是洪水期，有的時候是伏流期而已。

準此，我們在從事批判的時候，應該把對象的時代性分析清楚，而把握著它的中心思想：合乎人民本位的應該闡揚，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掃蕩。

三

對于古代的批判應該要有一個整套的看法。盡可能據有一切的資料，還原出對象的本來面目。是什么還它個什么，是最嚴正的批判。“瘋狗過街，人人喊打”。只要你把瘋狗的姿態刻畫出來，你就不喊一聲打，別人自然要打它了。

歪曲了的矯正過來，粉飾著的把粉給它剝掉。但用不著矯枉過正，用不著分外涂烏。矯枉過正，分外涂烏，反授敵對者以口實，會使全部努力化為烏有，甚至生出反效果。

對于意見不同者是在說服，除別有用心的頑固派之外，只要有公平的正確的見解，人是可以說服的。說服多數的人便減少頑固派的力量。

我們應該要比專家還要專家，比內行還要內行，因此不可掉以輕心，隨便地感情用事。不要讓感情跑到了理智的前頭，不要強不知以為知。一切的虛矯、武斷、偷巧、模棱、詭辯、謾罵，都不是辦法。研究沒有到家最好不要說話。說了一句外行話，敵對者會推翻你九仞的高山。

四

應該分工合作，讓一部分的朋友專門去研究陳古貨色，大規模地、有組織地、細心地整理出一些頭緒來。戳破神秘，讓人們少走冤路。

我們希望有一部新的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和藝術各部門、文化各部門的專史。就是史綱也好，但要貨真價實，一言九鼎，一字千鈞，使專家們也要心悅誠服。

這工作是相當艱苦的，非獎勵扶翼不能成功，但每每有些一知半解的人常常對這些艱苦工作者奚落嘲笑。毫無研究，胡亂發言，未免太不負責。

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況所謂知其然者，未必真正知，也未必真正然。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公式主義的號筒而已。

五

新儒家、新墨家、新名家、新道家，凡把過去了的死尸復活到現代來的一切企圖，都是時代錯誤。我們現代所有的東西比一切什么“家”都進步到不可以道里計了。

我們現在是清算古董的時代，不僅不迷戀古董，寧是要打破對于古董的迷戀。

我們要以公證人的態度來判決懸案，并不希望以宣教師的態度來宣講“福音”。

為了接近那一“家”，便把那一“家”視為圖騰，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最不科學的態度。例如喜歡墨家，便連墨家崇拜鬼神都要替它辯解，或說出一番民主的意義出來，那未免近于嗜痂成癖了。

墨家在漢以后并沒有亡，它是統歸在儒里面去了。尤其是自宋以來的道學家者流，他們的極端輕視文化，菲薄文藝，是充分地含有墨子的非樂精神的。這些地方我們不要輕忽看過，過分地同情了。

要打倒孔家店，并不希望要建設墨家店。

六

新的東西我們大有應接不暇之勢，我們自應當盡量攝取，但除以人民本位為原則之外，還須以切合實際為副次的原則。

我們不是拿文化來做裝飾品，而是用文化來作為策進人民幸福的工具。

高視闊步的空談理論，和現實脫節的浮夸子，他們的毒害并不亞于別有用心的頑固派。

現代學識的中國化或民族化，是絕對的必要。要使學問和實際打成一片，不能分為兩截。使現代學識在中國的實生活里生根，再從這實生活里求現代學識的茁發。

七

切切實實地把歐美近百年來的一些典型著作翻譯過來是絕對必要的。

通史、專史、作家傳記的負責介紹也同樣必要。

青年實在苦于找不到書讀，而出版界中不負責任的包含毒素的書籍又太多了。最近看到了一段妙文，我不妨把它轉錄在下邊：

“莎士比亞不僅是英國最大的詩人，也是世界最杰出的天才。但我們知道，天才不是由天生成，而是由不斷的努力磨煉而成的。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成為杰出的天才，實由他刻苦精勵、努力學習所致。他遍讀古今世界有名的詩篇，尤嗜拜倫、海涅、歌德、普希金諸浪漫詩人之詩，然時代影響亦為培育莎士比亞之主要條件，設非維多利亞女王之愛好文學，對他優渥有加，養成重文風氣，則莎士比亞決不能躋于若是之高之地位，又倘非馬克思之《資本論》對莎氏提供現代資本主義之種種知識，則《威尼斯商人》、《馬克柏司》、《哈姆來特》、《第十二夜》中所描寫之現代資本主義之罪惡，決不致如彼其深刻動人。……”（見胡雪著《幫閑文學》第二一頁所引，原書未揭出作者姓名。）

這樣一片不負責任的胡謅，不是可以驚愕的嗎？諸人名，拜倫、海涅、歌德、普希金、維多利亞女王、馬克思，均后于莎士比亞，莎氏作品中也并未描寫現代資本主義之罪惡。但他卻是暢所欲言地說得像煞有介事，年輕人讀了有幾位會知道它是胡謅？又誰能保證這樣的胡謅不會流傳呢？

這也不過是矯偽的一例而已。世間上存心歪曲歷史、存心歪曲別人的思想和著作的所謂著作正是汗牛充棟，不把原有的本來面貌忠實地介紹些出來，實在是辨不勝辨。

翻譯是極端艱苦的工作，不僅需要有玄奘和馬丁·路德的那種虔敬精神，而且需要有社會上的充分的物質保障。有良心的出版家在目前也是絕對地需要的。

194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