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所謂“同治中興”后的一部論時政的書，我現在只是借用它這個名字，內容毫不相干。

清朝晚年可稱為盛世嗎？這在今天看來真是笑話了，要是盛世，何必去革命？這當然是中國傳統文人的老調了。不過，為那個時候想想，也未嘗沒有一個可為盛世的機會：論地方，則二十年的大亂削平，封疆大吏，如曾、左、李者，皆近代之豪俊，他們都把握著積極接受西洋應用科學之要點。論中央，則恭王奕之明識大體，用盡方法節制葉赫那拉氏之胡為，樞臣文祥之忠勤練達，在當時已知上下一心為立國之本，而遺折謂上議院即古所謂謀及卿士，下議院即古所謂謀及庶人，更見其識見之遠。

論建設，則新海軍先日本而成，江南制造之宏規，福州船廠之經營，以及北洋之新政，皆先日本而創始。論事業，則西北戡定，海上無波。論政風，則陋規雖仍舊，大貪污并無所聞。上文所舉諸人，僅李氏頗為子孫計，其實尚不如后來的京堂時代的盛宣懷。若其他諸人，則子孫但能作田舍郎吃一碗飯而已。而文祥之廉儉尤有可稱道者。他在總理衙門多年，這個衙門在當時乃兼辦外交與新政之設計者。一個公使駐北京多年，臨行，文祥餞他，他說：“我在貴國供職多年，深佩中堂之人物，很想往貴府拜辭一回。”文祥回答：“實不相瞞，我總算是國之大臣了（按，當時恭王在政治上居第一位，他即居第二位，即代恭王辦政事者），而敝寓寒陋實不堪招待外賓。”這個公使肅然起敬，回國后把這事寫在回憶錄上。由此看來，賈充、楊素之一門極奢，未必即為晉、隋收到“懷庶民，來遠人之效”；而亡清的最后一個滿洲政治家，在中國史上也值得一筆。論史事是要公平的，閑話少說，言歸正傳，那“盛世”畢竟盛不起來，其根本的理由是滿族實在辦不下去了。醒覺的漢人，決無再受特殊階級統治之理。

今日乃真是盛世，這迥與傳統文人所說不同，我們不可因兩千年的文化濫用這個名詞而不用，因為我想不到一個更好的名詞。而且古時所謂盛世者，到了下列所說，乃為極致，這就是民康物阜，海晏河清，弧矢東來（這就是庫頁島的石器漁戶來進貢），麒麟西至（這就是阿拉伯貢吉拉弗），越裳南歸（這就是我們提攜中南半島的文化），儼狁于襄（這就是去了北方的威脅）。然而照盛極必衰的道理，一旦國家承平如此，必含著衰落的因素，例如大唐天寶時代，便是如此。所以歷史上的盛世，每為盛之末，今日之盛乃為盛之始。抗戰之實力，先世所稀，不平等之條約一朝而廢。惟其為盛之始，故真是盛世，亦惟其為真盛世，乃真需要危言，更惟其為真盛世，乃可受危言。孔子曰：“邦有道，危言。”韓昌黎曰：“惟善人惟能受盡言，況盛世乎哉！”

“破題”先說了許多，豈不費辭？其故實由于我要說明盛世不可無危言也。至于本旨，實說不勝說，豈止如何者一，如何者二，如何者六而已？今姑以日內所常見于心上者，擇要寫下來：

其一曰：今日乃真臥薪嘗膽劍及履及之時，而決非事既定功已成之日也。同盟國未來之必然勝利亦即中國未來之必然勝利這是絕無可疑的。我們必在幾年內打回到老家，并且看見日本沒落到明治維新以前的地步，而受到它應受的一切懲罰。又看見我們的國運遠過漢唐明之盛世，而對世界將來之維新的大同的文化上有絕重大之貢獻。這都是無問題的。不過，實現的時間有早晚，實現的程度有深淺，這卻全靠我們的努力來決定。早一年，好一年；深一層，好一層，這關系今后五百年的命脈。我嘗想，我們這次抗戰，好比唐僧取經，最后勝利是早經決定了的，一如唐僧取經之前，觀音菩薩早在如來佛面前說好了的。但是，為功行之圓滿，不得不經八十一難，因為不如此不能證真果，在將來即不能佛法常光。所以我們過了一難又一難。到了今天，長夜漫漫已算過去了，“東方明矣”，佛國在望，然而還有好些難，如火焰山、無底洞等等，仍待我們去拼命，若不拼命而坐待的呵，決無到達佛國之理。誠然，我們的領袖秉周公敬德之心，行諸葛武侯盡瘁之事，宵旰勤勞，乾惕震厲，而為其精誠所感以夙夜從公者，固可各處見到。但是整個的看來，我們今天努力是不是已經到了十成呢？這應該是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在重要的地位者，各個反省一下的。目前的局面，原自顯然：有百萬的倭寇在我們國土之上，占據著我們的菁華，我們必須把他們都趕出去。這件事固然需要盟國的幫助，就海軍論，這是盟友的責任，英美，尤其是美國，必須徹底解決日本的海軍；就空戰論，這也大部分需要西半球盟友的幫忙；即陸軍一項配備也有待于盟友之處，這都不消說。然而陸地上的廝打死打，可全是我們的事。這一條上，別人幫不上我們的忙，我們也決不期待別人幫忙。我相信，在日本海軍徹底打敗之后，盟軍能在中國地帶得到空軍優勢之時，日本的軍心是會動搖的，人心是要不穩的。但是，這次交戰國家的經驗，皆遠超過上次大戰的交戰國，勝利之希望既絕之后，其支持之能力是大的，而且以食糧缺乏使日本潰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更需準備反攻，提早反攻，長久反攻。這固有關于盟國之接濟，也在乎我們的布置，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如何用盡力量而不浪費力量。

我想，我們應該有一個口號，這口號便是：一切為反攻。既然一切為反攻，則凡與反攻無直接關系者理應從緩辦理，而為反攻所需要者，不論事實如何困難，如有缺陷，皆當整頓，不論環境如何難辦，如當改正，即須改正。一壯丁必得一壯丁之用，一加侖油必得一加侖油之用，一斤血汗必得一斤血汗之用。從背面說，其與反攻無直接關系者，縱有關于十年大計，百年樹人，也不妨從緩。因為失地早收復一年，即等于十年建設之效力。瞻念淪陷區之痛苦，頓想到陸放翁有詩為證：

三萬里河東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

其二曰：一代之政風，每造于開國之時，而今日正開國之時造政風之日也。今后百年之氣運即決于此時。故今日政風之厚薄，實為百年治亂之所系。就中國近代史論，純由滿洲人辦事的一段，不值得說了，只從曾、胡時代說起。曾國藩、羅澤南之辦湘軍，雖說鄉人部曲之觀念極重，而且不敢“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究竟把握著儒家傳統的要點，“言忠信，行篤敬”，誠而勿欺，慎終于始，所以農夫可以做勇卒，秀才童生可以為大將，此中道理，并無如何開新局面之處，因為曾之為人，本亦是皇甫嵩之伯仲，然而規模典型既在正軌之中，一時天辰頗似有一種清明之氣。一到曾之繼承人李鴻章手中，風氣頓變。李于曾氏，亦曾用心效法，究以天性及少小環境之差別，大不相同了。李為一代之霸才，他的做法卻也大雜霸氣。我們可以說，曾氏正而不譎，李氏譎而不正。一譎之后，自有如袁世凱者出焉。自曾氏在鄉辦團算起，到袁世凱余孽消滅為止，約八十年，即自李氏創辦淮勇算，也要七十年，然而李鴻章譎而不正之影響，直到北伐統一才算大體結束。由此可見風氣造成影響之遠，風氣轉變之亦易亦難。新中國本為國父中山先生所創造，而蔣委員長之創新軍，純為主義之發揮，其宏規亦非羅澤南輩所能想見。兩公之創造新局面，民物為之一新，追想清末以及北洋軍閥時代之日月，恍如隔著幾百年，這誠然是中國史上之一奇跡。然而古人有句話“滿招損，謙受益”，我們今日政界的風氣是否皆可滿意，這是要檢討，要改革，要以理想之局面遺留后人的，今日政界的風氣，我一時似為大可以注意者有兩件事：第一，如何發動人民的力量。這事可以蘇聯近事為比擬，納粹攻蘇開始時，許多人認為蘇聯必早敗，因為正在清黨清軍之后，斯氏（斯大林）政權是要遭嚴重試驗的，然而事實證明絕不如此。這因為斯氏政權雖未給人民以自由，卻曾給人民以平等，在封建勢力部族雜壓之下之人民得到平等，其忠勇是無量的。我這里并不是說蘇聯可完全為我們取法，但我們卻不可不注意蘇聯是能發動人民力量的。我作一個小小的建議，我們的官，尤其是大官，可以一律“改善”其生活如平民。他們固已有許多如此了，但愿其全數如此。再進一步，“耕者有其田”，何不早些日子施行？今日政府之力量已甚強，根基已甚固，盡不必太多顧慮。如果宮不成為階級，則中國三千年之弊病一掃而空矣。現在官也要抽壯丁了，大是好消息，但愿一切高官之子弟，男則皆從軍上前線，女則皆作軍人醫院之看護，此風推而廣之，此意擴而充之，以至于官吏中無富人，有勢者不役人，我們的子孫要幾百年享受不盡了。第二件事是如何發動在官者盡職奉公之心。誠然，今日奉公盡職之公教人員實不為少，中央如此，地方亦然。然而這個比例，似乎尚未達到理想之大多數，似乎有時與地位之高低，成反比例。做一錄事則盡力抄寫，做一科員則日夜辦稿，此猶可合于孔子之道，曰會計當而已矣。一為司處之長，則有環境焉，有上司焉，有外面之人須考慮其“敵乎友乎”焉。至于長官，則“人事”之困難更多矣。當年胡林翼在湖北與太平軍練兵廝打，有個文官是他頂頭上司，他已經善于應付了，而猶不時自怨自嘆地說：“七分精神對付宮制軍，三分精神對付長毛。”今日之司處之長，以及更上層之官，究竟用幾分精神來辦事，幾分精神來對付環境？假如用一番宋儒克己自省的工夫，或且偶有人要覺得胡林翼的比例，還不算太壞罷，或者可美罷？其實此等風氣之充實也不算難事，只要有幾個，或者十幾個“其直如矢”之人，“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只是就事辦事，不顧環境，不畏上下，社會上之風俗可以立刻淳厚些。這尤在乎在上位者之提倡了。這中間自然也不免要有無故犧牲了自己的，然而當此盛世之始，總要成功的。更有進者，欲人盡職，則必先許人以盡言，假之以禮，而不責其言過，然后一機關之中，首長之與屬從，可上下相通，如“魚之得水”，不僅為主僚關系而已。試看歷史上的大朝代，每一個大朝代之安定，總在一個偏于寬放的皇帝手中，例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孝宗，其時發言盈廷，好的壞的都有，有些話，我至今讀史尚覺不耐，而當時的皇帝耐之。偏偏這四個皇帝的時代，是四朝中人才最盛的時代，為百年開太平，豈不可怪？昧昧我思之，此中大有道理在。常有人謂，此時人才多，彼時人才少，此皆半是半非不是不非之論。人得際會，得其施展，則為人才，所以鄧禹當年所望不過文學，馬武所望不過督郵。不得其機會不得其施展，則誰知其為人才？設若諸葛亮遇到明思宗，至多也不過幾十個宰執中之一人，或至于斷頭而后已。然則人才之出，在柔性的時代容易，在剛性的時代艱難，只聞“魚之得水”為佳話，不聞木之得火為美談。以上所述四帝，蓋以柔弱勝剛強為制造人才之道也。然則今日一部之首，一局之長，似皆可體會以上四帝培養人才之道。大凡中國歷史上之治世，每每雜用儒術黃老名法，無儒術無所立心，無黃老無所為綱，無名法無所為用，然則以儒術之忠節為心，以黃老之運用為體，名法之事委之于人，“但持大體而已”，乃最便于培養人才之道也。此義又有書為證，《康誥》曰：

惟厥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畏咸，顯民，用肇造我區夏。（按，其中有一二字，以金文習語改傳本之失。）

此事為文王之事，此言為周公之言，所謂“不敢侮鰥寡”，按之《詩經》，乃當時習語，即一視同仁之謂，無關深義。若所謂庸庸祗祗，畏天之威，顯民之生，其言何其側隱而柔勝，不意其出于定功之嗣主，用以述其前王之創業者也。

以上所寫姑止于此，若盡性寫來，“日上數十簡”，可為一個不盡的故事。寫后自看一遍，頓覺其中但有敝同鄉轅固生所稱《老子》的話，“此尋常家人言耳”。并無“危言”，只見“迂論”。欲改文題，已來不及，不過，《詩》之教有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是耶，非耶，或者不相干耶？

（原載1943年5月2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