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宿舍問題

“大學里應該不應該有宿舍”？本是一個很可以辯論的問題。兩方面都有充足的理由，若開辯論會，是個美妙的題目；若開座談會，可談半年而不得解決。

我想：對于這個問題所以有這樣的“理論的爭論”（Ideological dispute），大約是由于世界上的大學本有兩派，而又因為每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個人追求他的理想，所以爭論就起來了。

世界上的大學，大體說，本來有兩派：一派是歐洲大陸派，似乎日本也包含在內，這一派以沒有宿舍為原則。他們對于大學的根本理想是：大學是專從事學術的，不管生活。生活是社會上的事，有那樣的理論，才有那樣的大學，其中包含不管宿舍一件事。另一派是英、美派，他們以為學生的學業，靠他們的生活。生活先調理好了，學問及涵養隨之而來，所以要宿舍，而且為宿舍花的錢，每每比研究室花得多。

注意：我以上的話，假如是用英文寫，都要用過去式，現在用中文寫，動詞不表時間，不得不聲明這一句。以上所說，事實上是第一次大戰前的情形。第一次大戰以后，社會變了，因而學校受它的影響，不得不有些變動。真正全管宿舍的學校也很少了，除非它那個地方不管宿舍后有辦法。即如牛津、劍橋，也有很多“不參院學生”（Non-collegiate Students），真正全沒有宿舍的，也不算多，不過那些宿舍不是學校主辦，而是學生自己的集合，或者是慈善機關所領導。我在德國時所看到的景象就如此。然而也有許多大學生群聚而居，主持的大約是社會團體，數量雖不算多，也就不是第一次大戰前的相貌了。

第一次大戰前的大學，只有中產以上的子第可以問津，所以宿舍不宿舍，并不成問題。沒有宿舍呢，正是因為當時民豐物阜，中產以上的子弟沒有由學校供給宿舍的必要。有宿舍呢，正因為當時有錢人的子弟要在學校里養成紳士的習慣，所以才有紳士的宿舍。例如英國之牛津大學，一個人是有兩間屋的，而且還要把木器都買下，花幾十鎊到一百多鎊錢。

原來有宿舍同沒有宿舍都有它的好處。沒有宿舍，則學校專心做學問，落得省事。學校的生活既然離開不了社會生活，何不爽性讓社會解決社會的問題，更何必以宿舍制度養成特殊階級，狹義的門戶主義。有了宿舍，則學校可用導師制，可以借生活陶冶性靈，可以借師生間的相互切磋，鍛煉品格。在山貯云，出山成雨，牛津、劍橋就是這個樣。我們照這樣討論下去，一輩子討論不完。

事實是這樣：第一次大戰的結果，世界上的社會變動了，19世紀的樂觀主義結束了，“小民”階級起來了，弄得到處是大學加了好幾倍人，大學為此降低標準的不少，大學為此增加活潑的也不少：是好是壞，不必討論，因為這是一個不可抗的事實。

于是乎工人的子弟、貧農的子弟，都要進大學的門；于是乎各種獎學金的制度增加；于是乎國家的補貼增加；于是乎大學漸漸失掉了它的階級性；于是乎大學畢業生也并不值錢。即如美國，現在一個人拿一個B.A.的學位，是不容易找到技術的職業的。雖然杜魯門先生沒有進過大學的，還是當選為大總統，將來也許連Ph.D.也不值錢了。

以上是泛論世界的情形，現在說中國罷。

我先從我個人的經驗說起。我在北京大學6年（預科3年，本科3年），從民國二年到民國八年。那時候學生的平均購買力比現在高得多，吃個小館，不算稀奇。我是中產階級的無產貧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東安市場買肉回來吃。我在這6年中，5年住宿舍，飯食的錢，1月合4塊多錢，吃的和現在銀行下級行員差不多。我在學校的宿舍里住了5年，最后一年因為在報上作點小文，有幾個錢，便住“公寓”去了。那時候北京大學左右的公寓不計其數。小飯鋪也不計其數，賣零吃得尤其不計其數。我于民國十八年回到北平，學生的生活似乎已竟不如從前，但這是北方的現象，南方正相反。

自從七七抗戰，一切全不那樣了。跑到西方去，公家不供給地方住，絕沒有地方住；公家不供給伙食，絕沒有伙食。四川在戰前的學校，每月包飯三四塊多錢，一個星期至少有一頓雞吃，肉是每頓有的，雞蛋一塊錢買一百二十個。抗戰的時候，可就完全兩樣，大家吃的比現在臺灣大學吃的還糟，八人一大桌，菜是一品大件，就是說白水煮青菜加鹽，米是歷史性的“平價米”，砂子和糠皮是很多的，顏色則向來不白，米粒更不相黏。至于宿舍，以雙層床為原則，住是難民收容所。在那樣情形之下，說是宿舍與學生有益嗎？真真豈有此理。說是不要宿舍嗎？讓學生到哪里去住？

那時候的學校已經到了這個樣子，然而那時候的社會福利比現在還好得多。……

所以現在討論大學應該不應該有宿舍，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社會環境，有宿舍沒有宿舍對于較有辦法的人家的子弟，是一個理論的問題；對于沒有辦法的子弟，卻是一個事實的問題。

我現在的見解如下：

假如臺灣大學辦理的目的有心無心的是以教育中產以上的子弟為限，人數不必這么多，宿舍根本不必要。假如“有教無類”并且存心幫助貧乏的子弟讀書，則人數不能不較多些，而宿舍絕對有其必要。因為目下臺北市的生活，尤其是房價，對于沒有家在臺北市而貧苦的學生和流亡學生，在學校以外住，是千難萬難的。

或者要問：現在臺灣大學里面是貧家的子弟多還是有錢的子弟多？現在的大學制度是幫助有錢的人還是幫助無錢的人？

我說：“善哉問。”為討論的方便，我先回答先生的第二個問題。現在的整個教育制度是不合理的。現在若干地方幾乎弄到上小學更難，上中學次之，上大學又次之，大學仿佛是義務教育，小學反而不然。內地的高中畢業生無一不想進大學，臺灣情形稍兩樣些，但也是一步一步照這個趨勢走。合理的教育制度，必須是小學最容易，不特容易，而且必須人人進去不可。中學難了，高中更難了，大學尤其難了。這一個辦法還要補充上一項，有錢人的子弟，家庭的生活本來比較便于讀書，不做事或者更有補習的先生，所以才另要一個補充的辦法。這辦法就是：小學多設進中學的獎學金，中學也應該設些進大學的獎學金，有小學中學的獎學金，使得貧家或充裕人家的子弟在進大學的機會上接近平等（雖然不能絕對平等），然后再加大學入學的嚴格考試。這樣就差不多了，然而這不是臺灣大學所能辦，也必須五年、八年才可生效的。

現在回答先生的第一個問題。就臺大論臺大，在國內一般的情形論，學生的家庭狀況不算好，假如和嶺南、滬江、燕京幾個大學比，那是不能比的；假如和中央、浙江、武漢、交通幾個大學比，我想在大學生的家庭環境，也是臺大學生更窮；假如和北大、清華比，我不敢說……我想，還是臺大學生更窮，因為臺大學生40%以上是外省人，這個40%中，家在臺灣或有辦法的，不會在10%以上，其他30%真是流亡學生。還不止此，臺灣人的生活，也不是寬裕的，比起內地的大埠差得多多。臺灣的下縣鄉村學生，比內地的城市學生又是窮得多。我想，臺大的50%以上的臺籍學生，至少有2/3，家中送他的子弟來上學，是很勉強吃力的，是親友湊錢，或借貸而來的。尤其影響這個問題的是臺北的繁華，沒有親友在此地的，在此地弄一席之地真是不容易。而臺灣省人雖說可能有親友在臺北，但臺灣的社會形態已經比內地很多地方為進步。就是說，自立性增加，依靠親友性減低，而且榻榻米的房子，原來一家住的人就多，再擠進去，真不容易。

我本來想在這一個學期內作一個教育社會的研究，就是調查臺大學生的家境，有了這一個客觀的資料，許多事才好下手，現在還沒有這樣辦。當然以上所說不過是一個估計，不過我想這個估計大致不差。

以上所說，如果不錯，則臺灣大學大體上是一個窮人的大學，至少可說是沒有錢人的大學，盡管其中也有零零落落的幾個富人子弟“海派”、“港幫”。

還有一件事我要說，臺大的功課一天比一天加緊，以前放松的時候，固然可以不必天天來，現在要查堂，非天天來不可。假如住得遠一些，一天費上兩三點鐘上學下學，如功課認真，休想有自修的時間，那要在學校考試時降班以至于退學的。有錢的子弟，一天坐上兩三點鐘的車，也許格外關心，但那要回家沒有個舒服自在的住所。若是一天坐上兩點鐘的火車，回家四個人倒頭在六個榻榻米上，又去責備他自修，是不近人情的。

所以我想來想去，臺灣大學還是負起為學籌備宿舍的責任來。

我想：臺灣大學的宿舍不能太壞，太壞了無法念書；也不能太好，太好了在這個時代中是不公道。標準是壞到不至于不能念書，好到不至于享受發懶。大家在這個窮時代，學生不可與社會脫節，用宿舍養成他的儉樸風氣，鼓勵他的勤苦動作，培植他的自治能力。

宿舍太好，在現在是說夢話，我們用不著警戒，一切牛津大學的理論等等，現在不必談。宿舍太壞，弄得他像難民集中營，是一個反教育的大力量，這是要警戒的。我所謂奸者，例如北京大學之單人宿舍（后來不只住單人），是蔣夢麟先生在民國二十四五年為四年級研究生而設的，這樣現在辦不到。我所謂壞者，是中央大學在沙坪壩的宿舍，那比現在坐兩點鐘車的學生還要受到反教育的害處。

以上說了許多，歸納是一句話：臺灣大學為貧苦學生而想解決宿舍問題。那么或者要問：闊學生是不是不讓他來住？我想，不必有此規定。他有辦法，他自然不會進來。果然女生宿舍初開放，有幾個住了幾天就走了；因為她有辦法了，她有舒服的家庭或親友處。

不過，不是學校把宿舍蓋好，請學生進來便算了事，學校一有宿舍，從此多事，這是要負起責任來辦的。我所謂負起責任來辦者，有下列幾層意義：

第一是管理。

像我們以前的那些所謂宿舍，有的真是恥辱，我不必詳說了。以后要所有的宿舍均須有訓導的人員，學校分配給他住，他才可以住；不分配給他住，他斷不能住。他一旦喪失了居住的權利，必須搬走，更絕不能容許別人來住。他們的清潔秩序與紀律，學校必須積極負責指導的。

第二是自治。

管理不可不有，但單獨有管理，不特違背教育的用意，而且是不發生效力的，所以必須有自治。住在里邊的學生，必須自己料理他們的膳食、清潔、秩序，以及培植互相協助的精神，生活美感的實現，公德心之發展，乃至安靜用功的習慣。學校的管理，只是負導誘的責任，其實現則靠學生之自動力。

第三是借宿舍的生活培養自己的良好性格。

學校與社會不可離得太遠，離得太遠之后，就是好，也不過是象牙寶塔。卻也不可太近，中國的社會是要改良的，太近之后，同流合污，何從改良起？所以理想的學校，應該是在一般社會之外，而離他不遠，這才可以砥礪學性，均養人格，發揚志氣，充實知識。

我報告一下臺灣大學目前宿舍的情形。臺灣大學在日據時代，并沒有宿舍，都是通學生，也有人說實際有個宿舍，詳情我不知道。政府派定我做這個差使以后，我到臺灣來以前，有些好朋友跟我說，臺灣大學應該維持通學的傳統，萬不可有宿舍，弄出各種壞事出來。事實上我也是屬于通學論的一派，不過我覺得中國的社會環境比以前不同了。到了臺大以后，聽說學生住宿的情形，真正頭痛，聽說宿舍的情形更頭痛；研究室里、教室里，乃至廁所里到處都住著學生。我心中想他們肯這樣住，必然沒有別的地方可住，這可如何是了！頭痛兩三個月，發奮建兩個宿舍。最初的意思還是消極的，無非把那些亂住的作一個解決。最難辦的是傳染病房的樓上也有一個所謂“宿舍”，住著將近二百人，且有女生的幾個房間。又繼續想了一個時候，承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資源委員會的幫助，現在已經完工或正在工程中的宿舍，等到這個學期結束的時候，全校可容一千八百余人住，這中間并不包括公園路和其他幾個零住的所謂宿舍，因為這三二百人的住處，是必須取消的，不然，學校不成事體。這個數目字大約分配如下：

1．本校現有宿舍可住男生929人，女生150人（校本部110人，醫學院40人），共1079人。

2．正在建筑之宿舍，除已完工之女生宿舍外，尚有6所，每所以容納168人，計共可容1008人。

3．以上兩項共計可住2087人，但原來公園路羅斯福路及武道場3處宿舍俟新宿舍落成之后，須改作他用，此3處宿舍現住之人數為283人，將此數目減去之后，實計全校宿舍可容1800人，約占全校60%弱。

以上是根據訓導處的估計，因為還有大多數沒有住進去，所以尚未可確知，但大致不差。

臺灣大學現在學生是3100余人，所以本學期末可以容60%住在宿舍，尚有1300人左右學校不能供給地方住，但事實上需要的人數并不那樣多，第一，有宿處在臺北市的（家住在離學校用任何一種交通工具45分鐘以內可到達的）學校不供給宿舍。第二，要舒服的不來住，要省飯錢的不來住。這樣大約還許有七八百人要住不得住。如果在明年度預算中再承省政府一個幫助，這問題就算初步解決了。就是說，要住的、應住的，都有地方住了。

若問：你所謂不好不壞的宿舍是什么標準呢？

我答：壞到不至于不能念書，好到不至于舒服。上之，仍不失為一般公務員子弟的生活；下之，不至于成為難民窟。若問具體的樣子，就是現在第一女生宿舍。這些宿舍當然個個樣子不同，標準大致是差不多。

若果以后學校更有力量，每年增建一些，住得可以不像現在這樣擠，對于自修更方便了。

我附帶說兩事：

第一，校園之內以沒有宿舍為原則，因為住的地方和讀書研究的地方在一處是很不方便的，現在只有對女生宿舍作了一個例外。醫學院左右沒有地方，也無法不作例外。至于工學院旁之宿舍，完成后暫且作為男生宿舍，將來女生增多，應改為女生宿舍。臺大的女生人數，我希望要大大增加的。

第二，宿舍不可以集中，若弄到千人在一起，不是培養讀書的一個好環境，所以不可。多走兩步路，在青年人是不應該發懶的。

第三，宿舍是必須有秩序的，決不能放任它成為交換惡習慣的場合。

我因為臺灣大學的事情，實在千頭萬緒，最初也有避免這個問題的打算。后來因為看到窮學生的困難，把這個問題整個想了若干遍，所以決心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是我自找麻煩，不待說了。蓋宿舍，麻煩還小，如何管理宿舍，使它有益無害，才是真麻煩呢！但是誰讓我接受臺灣大學校長這個麻煩差使呢？既有這一個問題在面前，只好正面對付，也就不必叫苦了。

最后說一句：臺灣大學宿舍制度的成功或失敗，現在還不能預定，我希望同學努力使它成功，萬一不能彼此合作，使它成為有益無害的宿舍，而仍舊表演公園路宿舍那個樣子。學校只有承認失敗，取消宿舍，落得心凈！

（原載1949年10月31日《臺灣大學校刊》第四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