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言的政府

西漢文景時，魯人申公以《詩》學負一時的盛名。漢武帝在初即位時，正是年少氣壯，好侈務大，又是走儒家的一條路的，所以請了申公來，很想他能為朝廷做幾個宣言，獻幾個計劃，制幾套標語。誰知這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大大與一般好說話的儒家不同。他對武帝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武帝聽了真掃興，只好稍遲送他回家了。本來文景兩代都是儒家與黃老明爭暗斗的時候，儒家總受些壓迫。武帝初即位，真個是儒家揚眉吐氣的時候，真可以大大花俏一下子，然而申公偏偏這么老實。今之修廟救國論，長安王業論之柱國大儒，真要笑這老頭子太不會做文章了！

漢武帝還不是一位說空話的呢！他要雪國恥，便和匈奴混戰了幾十年，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設度遼將軍以斷匈奴左臂，到底把匈奴“抵抗”得筋疲力盡，幾十年后便降中國。黃河在瓠子決了口，他便自己截堵去。他的一生雖也有不少過失，但竟然造成了中國不亡于匈奴的局面，竟把現在漢人所居的地方都給漢人站住定了。他沒有空言長期抵抗，他沒有空言努力救災。申公對他還說這樣話，如申公生到現在，不知更要作何樣感想呢？

中國統治階級之喉舌——即文人——向來是好說空話的，因而中國的政治無論在如何昏亂的時候，總有一篇好聽的空話。近年來開會宣言貼標語的風氣更盛，所以說空話更說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真所謂“顏之厚矣”。在“九一八”事件以前，我們最大的典禮時發宣言，簡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現在稽顙于國聯之門，不用“一切帝國主義”一類的名詞，而用“友邦”“公道”了。這樣在固有文化論者，猶可說君子居安而安，履危而危，真個是國粹的大道，然而凡百庶事，又何必都大吹特吹，吹時全不想到實行，吹完登時忘記了呢？這樣的把戲，出之于口，等于念咒，寫之于紙，等于畫符，作之不已，等于發狂。這真是一個民族智力德力墮落的象征。

現在姑舉兩件事為例，以論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

第一件是所謂行都，所謂陪都。原來一國有好幾個都，似乎是帝王家的風度。若在民國，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稱都。其時帝王時代一國數都的風氣，到明清已經改了。明有南京應天府，同時便在那里虛設六部各衙門，清有盛京奉天府，同時便在那里虛設五部。即在更遠各朝，也每在它的所謂陪都所謂方京置留守，可見對于沒有政府的都，雖皇帝對之，也頗歉然。我想現在決不會因陪都行都而設政治分會，以數次大戰而取消的東西決不會再如此容易出來。然則所謂陪都，所謂行都，當不過是“開發西府”，“恢復中原昔日文化”，若干口號下的一個藻飾一種盛典。我們何幸生此盛圣明世，稽古右文，猗歟盛哉！就是在這樣的藻飾盛典上，我們也還希望付力行一下子，不必多言。行都陪都都不是一個委員會一篇計劃書便能出來的，也不是修廟修陵便可將西北繁榮了的。姑無論破產的東南決無余財傾于西北的荒漠中，即令有之，而不自然的發展，如所謂沙漠種田也者，也決無維持、繼續、發展之理。總要先使西北有可以發展的環境，然后人民自己可向發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發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負第一步的責任是：一、維持社會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惡，三、給與人民以一種蘇息，四、便利交通。這個人民自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各處皆適用，而在活地獄的西北為尤甚。我們試問，西北軍人對人民之榨取如何，鴉片煙之強迫耕種如何，西北人在這樣貧困生活中所供給之賦稅如何，人民生產事項之被軍、政、匪兵毀壞者如何，共產思想及組織在民間乃至軍中潛伏之狀況如何，這樣問題當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罷。據自西北來的人說，西安數十里外簡直是地獄的世界。有一個旅行者，住在一個縣署里，親身聽見受拷人民的夜間苦楚，少交一元便是幾十板子，遲交一天便是幾百板子，而所交者非賦非稅，而是迫派種植的煙苗捐。在這樣的現象之下，而拜佛者夢游享樂游原上的清秋佳節，裝點以楊家姊妹，好古者幻造咸陽府庫，金柜石室，充實以周漢彝器，明清簿錄，我誠不知我們貴國大人物癡腦筋是世界上古往今來何種癡麻藥浸過的！在這個問題之下，政府還是少說幾句空計劃，在最低范圍之內，先做出一二件事來給人看看，例如恢復秩序，稍紓民困之類。若一直的總是空話，說自己并沒有意去實行的大話，將來縱是說真話時，也要沒有人相信了。

第二件是所謂建設。雖在最富的國家如英、美，若建設專靠政府便也有限了，總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設，政府不過立于從旁協助的地位而已。在窮困到極度的今日之中國政府哪有力量建設多種事業，而中國政府已往之成績，并鐵路航運都弄得這么糟，真不配再多量地去嘗試國營事業。今日之政府，以人力，以財力，都不是能夠“百廢俱舉”的。他若盡他的責任，他的建設事業第一項是建設出社會的秩序來，社會有秩序，則人民可以自己去建設，不待政府去做這個，做那個。第二項是建設出官署及公務員服務之秩序來，有了這一層，然后國營事業不致一舉辦便淪陷為腐化的結晶品，而舊有事業，亦可在這一層的大前提之下去整頓。這都是政府本分以內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事，都是其他大事所憑借的事。幾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時，全國統一，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而侈談建設者，更弄了好些文章出來。從今天算來，似乎在無線電以外成就的事項很少，這些固有一部是政局不安定負責任，然而其最大的弊病似在說話太多，計劃太多，開會太多，宣傳太多，而過于不問實際，過于不求步驟，判了今天，國家已墮入這無底深淵中，哪里還有再說大話的顏面？且把本分內最淺近的事做出來，不必再高談建設事項咯！

中國人真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群！我們中國人中，嘗見有時有人受之扯謊的指摘時，似乎并不充分的生氣，若在西洋，則Liay一個徽號一經加之于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說時本不是預備實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違背我們國粹的道理。不過，立國于現在，而這樣子做，既墜落官常，又敗壞民德，還是擇該做能做的事，切切實實做幾件，不要“危不忘安”地總是說大話罷！

（原載1932年12月11日《獨立評論》第三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