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主刑輔

如前所述，先秦儒家主張禮治，但從未完全排除法律的作用，而是以法律服務于禮治。同樣，注重道德教化，反對“不教而殺”，也從未排斥法律制裁和刑殺。列寧指出：“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苦難和犧牲的前景……”先秦儒家注重教化，反對“不教而殺”，就是行使的第二種職能，而當其不能奏效時，儒家也同樣毫不猶豫地主張第一種職能。只是二者比較上，更強調第二種職能罷了。“德”與“刑”互相結合，相輔為用，才是其“德治”的全體。

孔子不反對“義刑義殺”。上述《荀子·宥坐》所載的他那段話說得很明白，統治者盡了自己“先教”的責任之后，對教而不化者，完全可以“刑即”，這就是所謂“義刑義殺”。又據《荀子·儒效》載：“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孔子要做司寇，飲羊上市欺詐買主的沈猶氏歸于本分，公慎氏休其淫妻，胡作非為的慎潰氏畏懼而遷走，買賣牛馬不虛定高價，可謂政績斐然。其中雖有溢美之詞，但仍說明了一定的情況。而至于此，絕不是荀子所說的“孝弟以化之”所能達到的。司寇手中的執法行刑之權，才真正起著關鍵作用。而且，作為魯國最高的司法官，不履行執掌刑政的職責，教而不殺，是難以置信的。事實上，“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以為不可，孔子說，“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并引歷史上的事例為此辯護。可見，孔子對于危害統治的危險人物，是堅決主殺的，并付諸實踐。孔子針對鄭國鎮壓“盜賊”所說的一段話，可以說是對儒家“德治”整體的概括。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猛相濟，“德”與“刑”兩手交替使用，乃是“德治”的神髓。

孟子非常強調“德治”，“仁政”是其思想核心，他除上述思想外，還提出慎刑少殺的主張：“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又：“殺一無罪非仁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而“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所以，“國人皆曰可殺，然后察之，見可殺焉，然后殺之”。要慎刑殺。并由此而主張只能由司法官吏執法：“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孰可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而“罪人不拏”的思想，則是對反對“不教而殺”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孟子不但沒有排斥刑殺，而且認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強調法律的必要性。他還認為存在“不待教而誅者”，對此，無須教化，也可誅殺。教而不化，當然更可殺。仍然是“德”與“刑”相輔為用。

荀子作為儒法合流的先行者，“隆禮”而又“重法”，在強調“德化”的同時，非常強調法律和刑罰的作用，明確提出：“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他批判地吸取了法家的一些觀點，是對儒家法律思想的重大發展。

荀子不僅反對“不教而誅”，而且明確提出反對“教而不誅”。荀子指出禮義教化不是萬能的，“天下之英”的堯舜是“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但是朱、象這些“嵬瑣”之徒“獨不化”，禮義教化不起作用，對這種人不能“教而不誅”。他說：“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厲，勵）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險）而百姓不一。”“不教而誅”固然有弊，“教而不誅”又何嘗無害？“教”與“誅”是不能偏廢的。又，“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教而不誅”“惠暴而寬賊”，當然是不合理的。而且，荀子認為存在著抗拒教化，敢于反抗，須“不待教而誅”的“元惡”和“奸人之雄”。如果對比“教而不誅”，反而走向教化目的的反面。刑殺是絕對必要的，所謂“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荀子不但主張充分發揮刑賞的作用，做到“無功不賞，無罪不罰”，而且提出“賞必當功，刑必稱罪”的思想。他說：“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悔；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逾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逾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刑不稱罪，賞不當功，是無法實現刑賞作用的。他對此給予一種解釋：“凡爵列、官職、慶賞、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也。”賞與功，罰與罪是一種對等報償關系，不能失稱，“賞不當功，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因為“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勿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賞僭”與“刑濫”均走向賞與刑各自目的的反面，不僭不濫當然才是正確的。但是，在“不幸而過”的兩種情況下，荀子主張“寧僭勿濫”，認為這相對“刑濫”要好一些。這是荀子儒家本色的一個體現，“刑”的作用畢竟是次要于“德”的。而從上述賞必當功，刑必稱罪原則出發，荀子反對“以世舉賢”和“以族論罪”，否則“雖欲無亂，得乎哉？”反對“以世舉賢”，反映了新興統治集團的政治要求，而反對“以族論罪”則是反對“不教而殺”和對“罪人不拏”思想的發展。這一思想比主張“族誅”的法家無疑是進步的，但后世的統治者從來也沒有放棄“株連”，以刑罰的殘酷來維護統治。這更反映出荀子提出這一思想的難能可貴和價值。

荀子甚至不反對重刑。他批駁“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的觀點，指出“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刑罰不但必要，而且輕重需隨時制宜：“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并不反對重刑。這雖然與法家“重刑輕罪”，“以刑去刑”的觀點不同，仍受他提出的“刑稱罪”原則的制約，但與孔孟的重德輕刑相去甚遠了。

總之，儒家都主張“德”與“刑”兩手并用。但是，在一般情況下，儒家總是主張以“德”為主，以“刑”為輔。“刑者德之輔”是西漢董仲舒對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概括總結，道出了儒家法律思想最基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