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經(jīng)注律的“律學”

早自西漢，在經(jīng)義決獄的同時，就不斷有人聚徒講解法律，出現(xiàn)了“漢來，治律有家，子孫并世其業(yè)，聚徒講授，至數(shù)百人”的局面。律學成為專門之學。到東漢，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等曾注漢律。“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數(shù)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余言”，以至“言數(shù)益繁，覽者益難。天子于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余家”。曹魏時期，繼承漢代的律學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一批對法律研究有素的律學專家。晉代是律學取得重大發(fā)展的時期，由杜預等律學家參與制定的《泰始律》出臺后，杜預、張斐等為之作注。《晉書·刑法志》保存了張斐所上《注律表》，對于研究刑名和刑法基本概念、原則和術語頗有參考價值。東晉以后私家注律之風已衰。其后的律疏多出自官方欽定。在私家著述中，僅明代丘濬的《大學衍義補》、清代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編》以及晚清沈家本的《歷代刑法考》算比較突出的著作，分別對以往法律思想和制度進行了總結和比較，并有所創(chuàng)發(fā)，帶有比較法學的因素，不失為研究古代法學和律學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