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葉詩派的悲劇

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標志，是九葉詩派。

四十年代，是反動與進步、黑暗與光明、絕望與希望激烈搏斗的年代。黎明已露出微光、黑暗卻還在茍延殘喘。在時代大變動前夕，社會的黑暗更加顯示其不合理，九葉詩人，以現代人的沉重，從社會歷史方面透析生活的苦難，把詩與人聯系起來，以詩與人各自在時代中的搏斗，顯示出文學的責任。

憂患意識，是九葉詩派從現代理性的高度凝眸時代的心理態勢，也是其詩歌的深厚內蘊。他們哀傷“國事和人事，翻不盡的波濤。凋盡了童心，枝枝葉葉，全是悲憤和苦惱。”(陳敬容《從灰塵中望出去》)，他們沉思勞動者是怎樣“舉起，永遠地舉起，他的腿/奔跑，一條與生命同始終的漫長的道路”(鄭敏《人力車夫》)。這種對苦難的體悟，使九葉詩派帶有濃重的悲劇意味。

九葉詩人是富于思索的，善于以個人與時代的交戰來反映現代人面對生活的選擇。巨大的使命感，在其憂患意識地參與下表現為對歷史冷峻的解剖和理性的批判。辛笛的《布谷》，陳敬容的《抗辯》，袁可嘉的《上海》，都以一種悲憤，詛咒社會最骯臟的角落，這種清醒而嚴峻的理性批判精神，折射出九葉詩人在革命洪流中強大的主觀參與意識，并且為其詩歌染上理性與智性的光彩。

九葉詩派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顯示出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成熟的希望。這本該是一收獲的季節，但卻并未收獲累累的碩果。四十年代高漲的革命洪流，需要能充分體現革命的氣慨與力量的文學，九葉詩派雖與此目標并不相違，但總的說來，它仍是一種富有主觀思辯色彩，帶有濃重學者氣的詩派。它向內挖掘人的靈魂，向外展示思考的深沉，在表現形態上仍是一種“靜”的趨勢，這就不免與革命的要求不合拍。另外，它在內質上仍是批判性的。九葉詩派較好地解決了個人與社會的沖突，但并未深入思索個人與社會的契合，而時代的要求卻正是對頌歌的期待，在解放后的喜慶氣氛中，九葉詩派并未發展其詩歌的表現力，從而使創作遇到障礙。而解放后的文學意識，實際處于一種農民要求的層次上，九葉詩派的思考卻注重于人的存在與時代的異化，這就在思考的內蘊上喪失了發展的可能。同時，政治氣候對九葉詩人采取了粗暴的態度，從而使得九葉詩人離散、九葉詩派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