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三國志》研究史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 《三國志》 研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三國志》的研究還比較沉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了幾篇較有分量的論文。繆鉞的《陳壽與〈三國志〉》，介紹陳壽生平和《三國志》的編修情況，辨駁歷代對《三國志》的批評，否定了陳壽索米和謗議諸葛亮之說，指出陳壽確有為統治者隱惡溢美之處。認為陳壽的文章雖以簡潔見長，但人物描寫不如《史記》、《漢書》生動傳神。楊翼驤的《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簡要介紹了裴松之的生平，分析了裴注的內容及其得失，對裴松之開創史注新法、提出審查史料的意見、發展歷史考證學、開展史學批評等史學貢獻予以肯定。白壽彝的《讀〈三國志〉札記》，稱陳壽為“良史之才”，認為他取材審慎，敘事簡潔，能于簡潔之中點化出歷史人物的風貌。但陳壽喜歡以容貌論人，并與局量器識并舉，這與時代風氣和他職業習慣有關，反映了他士族地主階級的偏見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社會歷史觀。

“文革”后十余年間，發表學術論文約五十篇，出版學術專著、工具書和普及讀物十余部。一些傳統課題得到了深入研究，同時也開拓了一些新領域。

曲筆回護是《三國志》評價中的一個老話題，近十幾年也有不少論者涉及這一問題，如陶懋炳《陳壽曲筆說辨誣》據《陳思王植傳》“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的記載，指出：丁儀之子不存，陳壽米將誰求?論諸葛亮將略非長，是就他本身的才能作比較，毫無挾私詆毀之意。馬植杰《論陳壽〈三國志〉》，認為陳壽之所以稱亮將略非長，一是向晉統治者顯示他并不袒護諸葛亮，二是想借此影射司馬懿的將略并不高超，以曲折隱晦筆法表達“尊亮抑懿”。陳前進在《試論〈三國志〉的曲筆與直筆》中說《三國志》的回護有一定范圍，在曲筆回護的同時也有不少微言別見、直言不諱之處。陳博在《從史料來源看〈三國志·魏志〉多回護原因》中指出：陳壽修史多取材于王沉《魏書》，而王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錄”，導致了 《三國志·魏志》多回護的弊病。

關于陳壽的歷史觀或史學思想，前人極少論及。近年來有些論著開始涉及。劉隆有《漫談陳壽的史學》認為：陳壽的封建正統思想比較淡薄，也沒有愚忠思想。他把魏、蜀、吳三國歷史并列敘述，主要以歷史時期為斷限，反映了卓越的史識。李純蛟在《陳壽的人品和史學》中提出：陳壽把三國作為各自獨立的互不統屬的個體來看待，這體現了他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思想。陳壽的直筆和曲筆都是為匡君正世這一治史原則服務的。在歷史觀方面，他繼承了前人的“五德終始”學說，顯然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歷史循環論。倉修良、魏得良在《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一書中認為陳壽在《三國志》一書中大肆宣揚天人感應和皇權神授的迷信思想，過分夸大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從而暴露了他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

裴注一向是《三國志》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近十幾年來，專談裴注的文章有六七篇之多，對裴注中的許多問題作了更深入地探討。學者們長期沿用晁公武的說法，認為注文多于原文數倍。王廷洽、崔曙庭精確統計出裴注為三十二萬多字，陳壽原文為三十六萬余字，糾正了這一錯誤。關于裴松之注史的方法，前人評價甚高，張孟倫《裴松之〈三國志注〉》一文提出了異議。他認為裴松之注史所用的各種方法，孫盛等人都已用過，裴松之既有承襲又有開拓。關于裴松之的史學思想，前人也極少論及。葉建華的《從〈三國志注〉看裴松之的史學批評》認為：裴注中包含著裴氏對史事、人物特別是史家、史書的評論和對史學的某些見解，因此裴注是一種史注式的史學評論。

在?？笨加喎矫?，近十幾年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周一良有《三國志札記》43條，涉及面廣，對一些特殊語辭的解釋頗多創見。吳金華《三國志校詁》以文字訓詁為主，條分縷析，言出有據，很有參考價值。此外，劉隆有的《〈三國志〉中魏、吳、蜀三書排列位次變化考》、李純蛟的《〈三國志〉書名考》、《〈三國志〉札記〉駁議》及續篇等也都是值得一讀的考辨之作。張孟倫的《評劉知幾對〈三國志〉的評論》、邱敏的《陳壽的成就和〈晉書〉對他的評價》、楊耀坤的《清人的〈三國志〉研究》和蔡東洲的《宋儒的魏蜀正偽論爭與改修〈三國志〉之風》等都涉及《三國志》研究史上的一些重要問題，這也是近年來開拓的研究新領域之一。

關于《三國志》的資料整理和宣傳普及工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出版了點校本 《三國志》，不僅校勘質量較高，而且眉目清新。近十幾年來，《三國志人名索引》、《三國志地名索引》、《三國志導讀》和 《三國志辭典》等又相繼出版，為研讀《三國志》提供了幫助。另外，中華書局和一些地方出版社還先后出版了多種《三國志》的選注本和選譯本，如蘇淵雷主編的《〈三國志〉今注今譯》、劉國輝等15人譯的《三國志》現代文版和田余慶、吳樹平主編的《三國志今譯》等對《三國志》的普及大有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