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陶淵明·閑情賦序》鑒賞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 ，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于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并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陶淵明集》)

這一篇小序，不足百字，也沒有什么值得特別稱道的曲折妙處。然而，這里面卻反映出了中國文人所推崇的關于情愛文字的兩項最高準則。

應該說，自秦漢以來，中國文人對于愛情的描寫，都已受到“思無邪”觀念的理性制約。這種以孔子修訂《詩經》為濫觴的道德標準，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為后世文人所接受，并逐漸沉積為一種自我約束的內在要求。因此，那些寫情的高手，如張衡、蔡邕等等，無不象這篇小序所概括的那樣： 開始時似從放蕩處落手構思，而結局卻依然回復于雅正無邪。也就是所謂的“發乎情而止乎理”。

中國文人描寫情愛的又一個重要準則，是恪求某種社會教化功能，或寄托一些諷喻規勸之類的寓意。這其間，一些格調品級高的，的確能顯出令人贊嘆的妙趣巧智，甚至于崇高的悲劇效應或幽默溫情。但也有不少尖酸自憐的，或擺出一副教師爺面孔的便令人實難恭維。至于再等而下之，以至不惜將自身比作失寵的風塵女子，以訴不為君王權臣所用的委曲，那就未免有些肉麻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