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無花的薔薇》原文與賞析

1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

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 也還是愛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于我們國度里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出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于這樣。

3

有人說我是 “放冷箭者”。

我對于“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么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里。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5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贊嘆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于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于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嘆。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6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紹之余，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么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 ( 《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么?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 ‘有根’ 了。” 而且 “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 的名詞。” ( 《晨副》 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里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 ( 《現代》 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8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吶喊》集里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里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 ( 《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 “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里出來——手邊卻沒有。” (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 “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9

但我愿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么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 么?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 “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么?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贊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 了。

二月二十七日。

【析】《無花的薔薇》一文寫于1926年2月。這也是一篇與“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毫不留情面作斗爭的檄文。從表面上來看，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的恩恩怨怨，總夾雜著某些個人的情緒，其實，實際情況并非這樣。從思想認識的高度上來看，正是思想觀念的差異，才導致了他們之間的論爭。魯迅顯然是基于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熱情，站在愛國學生一邊，向帝國主義及其反動勢力作堅決斗爭，而“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則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為買辦資產階級效勞。因此，魯迅與他們之間的論爭，就決不是出于私怨，而是出于公心。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魯迅為什么會調動一切藝術手段，通過雜文的形式來展開斗爭的原因。

從文體的角度來說，在這篇文章當中，魯迅是采用了隨感錄的文體形式。這種形式的特點在于論述的精辟，能夠直接切入正題，發表個人的獨到見解，一般不需要作過多的論述，因而這種隨感錄形式的文體，在論爭中就以其鮮明獨到的見解，短小精悍的文體，產生強烈的效應。事實上，在論爭中長篇大論固然有它的作用，然而這種短小精悍，見解深刻獨到的隨感，則更猶如一把匕首，直取對方的要害而加以解剖之，就更顯得鋒利，精辟。像文章中針對“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們向帝國主義及反動勢力獻媚的特點，就緊緊扣住其言行，例如徐志摩當時說什么“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是“時行的口號”，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來加以直截了當的駁斥，一針見血地指出：“莫非從 ‘詩哲’ 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么?”這種直言不諱地表述個人的感受，不加任何的掩飾，任何的鋪墊，不僅表現出魯迅先生光明磊落、心底無私的高尚品德，同時也充分地表現出其雜文藝術的高超和嫻熟。

由于論爭的實際需要，為使個人直觀的感受不流于空泛的議論，在文章當中，魯迅還時常以帶有哲理色彩的警句和格言，來使精辟的論述，表現出更加凝重和具有思想的深度。像文章中所寫道的：“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卻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這些帶哲理色彩的警句和格言，顯然不僅僅只是針對當時的某種現象而言，而是力求從現象出發，將個人直觀感受上升到能概括出事物本質的高度來進行論述，這樣既能指出事物的要點，抓住特征，又能顯示出論者思想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

與此同時，文章隨感錄形式的文體，還根據論爭的需要，采用了擺事實的實證方式，即為了駁斥對方的謬論，往往實錄對方的言論，像在文章中實錄志摩先生的言論，西瀅教授的言論，并略加個人的一點感想，這樣就使對方的言論大曝光，并不攻自破，在大眾面前暴露出其險惡的用心。由此可見，這種將感受融警句格言、實證于一爐的雜文藝術，正是魯迅雜文的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