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劉敞·先秦古器記》鑒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于今蓋二千有余歲矣。嗟乎! 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圣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 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眾不可概，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為能盡之。

(《劉公是集》)

這是一篇碑刻文字，用以敘述將先秦古器的形象及其銘文刻石發表于世的意圖所在。

通篇看去，可覺作者頗為圓熟地發揮了中國傳統碑刻文字的長處。其行文簡煉、質樸而用意精深，透出一股曠古高遠的銅銹氣來。文章開頭，似是平鋪直敘，說先秦古器上的“科斗書”如何難認，考古學究也未盡識得，即便參照其他的文獻，也僅只估摸出個五六成。考證一番，才知已是2000多年前的東西了。這里其實是一種極言其古的大肆渲染，使讀者對這些老祖宗的物事頓生一種高遠莫測的敬畏。其后，文章順勢而下，嘆息遠古往事的湮沒消失，點明種種古董之可貴，亦正在于它們是遠古時代遺留下的難得證物。寫到此處，筆峰一轉，進入了文章的中心內容： 盡管這些遠古的東西至今還無人能夠全盤透察，但孔老夫子說得好，多多地觀察，并且銘記于心，這恰恰是僅次于“生而知之”的第二層知識境界 (即“學而知之”) 。根據這個道理，只要讓工匠把這些古物的內容刻石公布于世，就會不斷有“好古博雅君子”苦求其意，又怎知不會有最終徹悟此道的一天呢? 文章至此，才有些突起，又連忙抑下勢頭，接著大談“終此意”的難處，須禮家、小學、譜牒諸學的合力云云，又歸于平鋪直敘的淡然，恰與石碑古物的萬世不移的客觀溶于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