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魯迅筆底下的“阿金”形象》原文|注釋|賞析

在魯迅先生的筆底下，如果說阿Q是中國特有的農民型，那末，阿金便應該說是在半殖民地中國洋場中的西崽相了。

阿Q雖然十足的表現出中國人的劣根性，然而，他一方面受著趙太爺等的封建勢力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遭著假洋鬼子的新興買辦力量的白眼和欺侮，到底還值得人同情些;而阿金，她對外國主子則卑躬奴顏，對中國人則假借洋勢，驕氣凌人，這樣，就叫人只覺到她是多么無恥，可鄙，絲毫不值得可憐了!

有人說在廣大的中國社會中，到處都看見阿Q身影，其實，只要外國勢力一到的地方，阿金又何嘗少呢。這類的人，自然不一定個個當娘姨，不一定被外國主子叫慣了“阿媽”的，才有這種賤骨頭; 大約受著洋主子豢養慣了的，受著洋主子賞賚有加的，奴性一發，便會受寵若驚，甘心的幫忙，幫閑，幫腿，幫嘴，甚至于幫拳頭，又哪一個不是露盡了阿金的嘴臉呢。

論起阿金的家系來，知道底細的誰也會曉得她是和阿Q有著血緣的，也許是阿Q的下幾代的信女孫女之輩; 然而，因為她已經賣身投靠倚傍在洋勢力膝下，便似乎沒有那樣土頭土腦了，可是她那不中不西，半洋半華的四不象樣兒，別人正以為是多么沖人的，而她自己卻以為一登洋門而身價十倍哩。

自從有了阿金之后，中國就愈加不安了，你看她站在洋主子的門臺(其實還是在中國地面)上那股子耀武揚威的勁兒，別人也跟著 “阿金，阿金” 的大聲的叫著，這影響真也不小啦。象魯迅先生所謂： “她的主人的后門，斜對著我的前門。” 你想還能使人受得起耐得住嗎? 而且聲音門是隔不住的，有時她的腳步難免不從她主人的后門踹到 別人的前門，哪怕真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就是開同鄉會，打電報，也都沒有用，——何況如今的年頭兒，會也不是好開的，電報也不容易打，可能還有郵電檢查哩!

可是，你別看她會在中國人面前發著那樣大的威勢，然而，一見她的洋主子，卻又變了另一種的姿態。她專會搖頭擺尾，張口老爺閉口大人的，還加上一些 “好啊，好啊” 的喊彩贊頌，和死拉著衣角討食吃的乞憐態。而她的主子，自然就會賞鑒她那種哈叭相，主人一高興，還許會喊兩 聲乖乖，多賞賜一點半點哩; 有時，也許輕輕地叱罵幾句，那也是和御賜黃馬褂一樣無上的恩寵的。你別以為她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架兒，煞有介事呱哩呱哩的亂叫，驟然聽起來象說的是中國話，但仔細去聽，不但全是洋腔，而且總又不外乎那一套是——“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啊。(可是，又不一定專指上海，如今只要她在的地方，就會變成洋場的。)

她罵人的看家本領是“你這老×沒有人要! ”這是她的自詡，正如商店之“張記”，“王記”，標明是有所屬的，有主子有老板的; 同時，別人沒人要，未必是說別人也和她一樣的頭頂上插過草標，可倒反證出自己是早已賣出去了的。不過，奴才的心理常常和普通人不同，普通人羞于當奴才，而奴才卻樂于當奴才，還怕當奴才挨不到號; 好容易當上奴才又怕當不穩。所以，無時不耽著心事，怕主子不牽著她的狗套走，這樣，又一天到晚，徬徨憂慮，寢食不安了。

“阿金相是極平凡的。”這里所謂 “平凡”，也正如奴才之與奴隸一樣，是在耳目口鼻等器官上找不出什么不同來。然而，奴隸到底是奴隸，而奴才總歸是奴才：奴隸苦眉皺臉，可是他心里總有不甘做奴隸的想頭，總期望自己的鎖鏈會被掙斷。奴才可就無論如何抹不掉那種脅肩諂笑的卑劣相，也許還把鐐銬看作金銀的裝飾品吧。所以如果要想從阿金身上找出她的特點來，只看她趾高氣揚還不夠，骨子里的媚態，總是騙不了人的。

有人說：中國人要徹底的掃除阿Q性，阿Q性固然是中國人心理上的病源;但魯迅先生早已指出如阿金者，就不只中國某種女性——替外國人作“阿媽”的——的好標本，因為做“阿媽”也不過替洋主子打打零差而已，大而甚焉幾千萬倍的仗著洋勢欺侮中國人的更多顯明的事例;而且，她們因為吃洋飯的關系，連血液都洋化了，這劣根性又哪里會根除呢。

就今天的現實意義來講，我以為研究“阿金” 比研究“阿Q”更有價值得多哩。

(1948年10月19日香港《華商報》)

賞析 魯迅曾以他的如椽之筆，勾畫出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生世相，而阿Q相、西崽相無疑是他一生中掘發鞭撻尤為持久用力的兩類社會心理典型。寫于1935年的雜文《阿金》則是揭露西崽相的代表作品之一，這一點在本文開篇便鮮明而中肯地指出了。

在作者看來，這阿金相或曰西崽相的核心，便是一個“奴”字，奴顏、奴性、奴才心理。阿Q和阿金共同表現出“中國人的劣根性”，不同的是阿Q終究更多受到封建勢力和假洋鬼子的壓迫，因而還值得人同情些，而阿金則不同，就血緣講她該是阿Q的后代，但隨著洋主子的侵入，骨子里分明殖入了一副奴性。她假借洋勢，在中國人面前趾高氣揚，耀武揚威，但一遇著洋主子，便卑躬奴顏，脅肩諂笑，一臉叭兒相，雖是鐐銬加身，卻全然不以為恥，反以賣得出去而沾沾自喜，并借以驕人，十足奴才心理。

阿金輩的出現，不惟有損民族尊嚴，更其有害的是她的無忌憚的吵嚷和故意尋釁滋事，攪得“中國就愈加不安了”。而且隨著中國殖民地化的加深，阿金輩們的影響和危害也便愈益擴大，這就是為魯迅也為作者深刻指出的，阿金已不是中國某種女性的標本，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和典型性。因此，作者大聲疾呼，同徹底鏟除中國人心理上的阿Q性一樣，徹底掃除阿金輩的“劣根性”，也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這也是相隔十余年后，作者選擇阿金這一形象作為研究批判對象的現實依據和文化意義所在。

任何時候對文章意義的闡發和解釋，都絕不會是簡單的同義重復，而是熔鑄進闡釋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理解。文章名曰《魯迅筆底下的“阿金”形象》，但更是作者心目中的阿金形象。在魯迅那里，阿金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個體而存在的，有社會性，也有生物性，是西嵬，也是充滿情欲的女性。而在作者那里，阿金主要是一個思辨對象，一種精神樣相。作者舍棄和刪殳了阿金的許多形象的東西，把她抽象化、符號化了，突出了她作為一個奴才型典型的文化心理蘊涵，這種選擇帶有明顯的時代色彩。它表現了40年代末期，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者及中國反動統治集團的切齒痛恨。80年代讀者心目中的阿金也許會是另一番樣子，但我們并不因此而否定作者筆下的阿金的意義，如前面所說的，任何理解都是歷史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