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庭堅《夜發分寧寄杜澗叟》宋山水詩鑒賞

黃庭堅

陽光一曲水東流，燈火旌陽一釣舟。

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

抒寫離別之情，是詩中常見的題材，只不過是抒發的形式不同，有人直抒胸臆，有人寄情山水。黃庭堅這首《夜發分寧寄杜澗叟》就是將離家時的千萬種別情寄予山水風月之中，含蓄蘊藉地寫出了自己的滿腹愁緒。

“分寧”，即今江西修水縣，是黃庭堅的家鄉。這一年(1083)，詩人由太和縣移監德州德平鎮，十二月離太和，次年夏秋到任。途中，詩人曾回到分寧老家，離家時作了這首絕句寄給老朋友杜槃(澗叟是杜槃的字)。

就要離別了，周身似乎還帶有幾天來家鄉父老那暖意溫情的余熱。一曲送別的陽關曲，更加重了疊疊離情。詩人要走的水路是經分寧東流入鄱陽湖的修水; 起航的地點是“旌陽”。“旌陽”： 山名，“在分寧縣東一里，旌陽許君曾游，故以為名”(《寰宇記》)。開頭兩句詩，“陽關”，為送別之曲，點明了離別之意;“水東流”，說明了詩人的去向;“燈火”，扣題中 “夜發”二字，點明離別時間;“旌陽”，寫出離家登舟的地點，并與詩題中的“分寧”相關合;“一釣舟”，說明大江中孤帆遠去，具有天涯飄泊之感。兩句詩，五個意象，組成了一幅流動的畫面： 在哀怨傷感、令人斷腸的送別曲中，詩人登上了征帆，淚眼相別，揮手遠去。夜幕之下，暮靄蒼茫，兩岸燈火，閃爍不定。大江上，孤帆波影，緩緩東行。此時，一葉釣舟中的夜行人，又是何等的惆悵難堪!

別了，走了，“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看來詩人倒還曠達，餞別的時候，他只是象平常那樣醉飲，絲毫看不出有什么兩樣，只有那清風明月帶有更多的情感，好象在替離人發愁似的，顯得格外的凄涼清冷。這第三句出語淡泊，不說別時借酒澆愁，而說自己“如常日醉”，無所動情，表現出一切都是無所謂的樣子。在這里，詩人貌似曠達，實是無可奈何的揪心之語，“只如常日”掩蓋下的深層心理，是更為悲愴的、更為哀怨的離別之苦。表面的無所謂，只不過是做給親人看的，他在另一首詩中曾說： “近別幾日客愁生，固知遠別難為情” (《寄家》)。看來他并不是無所謂，而是更重離情，離別時更顯得悲愁，但他卻將這種悲愁推給了“滿川風月”。在詩人感覺中，修水汩汩，晚風習習，明月悠悠，是它們在替人發愁。在這里，詩人實際上是采取了一種移情的手法，就是將人的主觀感情賦予客觀物體上。究其原委，還是人在愁，只有在愁人的眼中，才會有“愁風”、“愁月”，這就是藝術上的“物因情變”。

金代王若虛在《滹南詩話》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山谷《題陽關圖》云： ‘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行人作許悲。’夫人有意而物無情，固是矣。然《夜發分寧》云： ‘我自只如常日醉，滿川風月替人愁。’此復何理也?”這真是藝術門外漢的妄語。物之有情與無情，存乎詩人一念之中。黃庭堅眼中替人悲愁的風月，正是人情化了的自然，是詩人用無情之物的有情來渲染人的多情，給人以“物尚如此，人何以堪”的感覺，使感情更為含蓄和深沉。實際上，不但這種描寫藝術不是黃庭堅的獨創，就是這種句法，也是前人多次運用的。唐代詩人張謂在《送人使河源》中寫道：“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杜牧在《贈別二首》(其二)則云： “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宋代王安石在《隴東西二首》(其一)中也說： “只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都是將無情的絲竹、蠟燭、明月等賦予人的感情，寫成有情之物，來渲染詩人更為深沉的感情，只不過是黃庭堅寫得更別具一格罷了。他采取抑揚的手法，將人與物放在鮮明的對比度上進行描寫，一個如常日醉，一個滿川皆愁; 一個曠達且無所謂，一個焦惱而替人愁。這樣就增強了離愁的濃度，不但填滿了詩人的心里，而且感動了風月，充斥整個天地。如此筆法，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更加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