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在1922年3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 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 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 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6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采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需緩了;文壇上對于它， 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10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為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卻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云涌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志》從22卷(1925)起，增辟“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 于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 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7號)，也特辟小品一欄。小品散文， 于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3月“復胡適的信”(《真美善》1卷12號)里，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 “第一是小品文字， 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著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 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 只是它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它的歷史的原因， 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 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制， 舊來的散文學里也盡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13類為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志、雜記、哀祭7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 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 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 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 美文古已有之， 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里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 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 雖然后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于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 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為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它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于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并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系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 思想上也自然要比400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 頗為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 在舊來的散文學里，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 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里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 從表現說， 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 為什么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 它們支持了幾年，終于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卻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分別文學的體制，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 包孕著種種議論和沖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制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 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 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閑話”， 在一種意義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詮釋。它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于“懶惰”與“欲速”的人， 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制。這便是它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著，批評著，解釋著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 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 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 或委曲， 或縝密， 或勁健， 或綺麗， 或洗煉，或流動， 或含蓄， 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 所以一向寫不出什么好東西。我寫過詩， 寫過小說， 寫過散文。25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 說我不能做抒情詩， 只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 《笑的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柜; 《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著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 那種經濟的， 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于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 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制。這本小書里，便是4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于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于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郢看過《旅行雜記》， 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 因為是在模仿著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仿什么人。他后來看了《飄零》， 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只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么定見的， 只當時覺得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 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 是在讀者。

1928年，7月31日。

(《背影》， 上海開明書店1928年10月初版)

賞析 《背影》是朱自清的著名散文集，1928年出版，共收散文15篇。這些散文大多具有濃郁的情致和詩的意境，形成了清新樸實、委婉深切、嚴謹細密的風格。它對于創建民族風格的白話散文，發揮了示范和推動作用。

《背影》的序言，可以看作一篇文藝論文。它具體地說明了白話散文發展的現狀，分析了發展的原因，論述了散文體裁的特點及價值，并說明了自己走上散文創作道路的經過等等。它對現代散文研究有著很重要的參考價值。

序文充分體現了朱自清分析問題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誠摯謙虛的性格。朱自清分析問題全面細密，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決不偏執、虛夸。如對散文體裁的價值的評估：“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著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著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謹嚴些。”他還說，散文“不能算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又指出： “對‘懶惰’與‘欲速’的人，它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制。”同時又說： “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還是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朱自清對散文體裁的這種評價完全是實事求是，客觀公允的。朱自清對自己的才力的估計充分表現出他的謙虛、坦率、樸實。如他在對各種文體作評價之前，先說：“分別文學的體制，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里所做的，那是一種批評的大業，包孕著種種議論和沖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在談自己的創作經歷時說： “我是大時代中的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么好東西。”他還說： “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這種體制。”不虛夸、不矯飾、坦率、誠懇是朱自清性格的突出特點，在這篇序文中其性格得到明顯的顯現。

序文的語言樸實自然，充分體現了朱自清散文的語言風格。朱自清寫散文追求一種“談話風”，這篇序文就是具有“談話風”的。作者不是擺開架勢大作文章，而是像對著讀者娓娓談心一樣， 自自然然、樸樸實實地說明、論述有關散文的種種問題。如“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的歷史的優勢，為什么新文學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這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它們支持了幾年，終于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很明顯，這完全是一種談話的口吻。全文就是用這樣談話的口吻來論述有關散文的理論問題的。正因為如此，使人讀起來感到親切有味，在不知不覺中領會、接受了作者對散文的種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