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周知的,但他對這門學科的建設也貢獻過力量的事,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建國之初,“中國新文學史”開始進入了大學的講壇, 中央教育部規定它為大學中文系的必修課, 并且組織了“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其中“中國語文系小組”決定依照部定在1951年6月以前,各門必修課都要草擬一個教學大綱,印發全國有關各校施行。其中“中國新文學史”課程教學大綱的草擬工作,就是由教育部聘請老舍先生召集的;參加的還有李何林同志①、蔡儀同志②和我(原定有陳涌同志③,他因事未能參加)。我記得商討會是于1951年春天在老舍先生家里舉行的,共有兩次。那個“大綱”大家推我起草,后來李何林同志將起草經過和“大綱”條目以及選錄的幾篇重要文章,編為《中國新文學史研究》一書,于1951年7月由新建設雜志社出版。老舍先生當時講的許多話現在我已記不清楚了,但有一點意見給我的印象很深,那就是文學史必須以作家作品為中心, 不能光講文藝運動和文藝論爭。這在今天也許并無太多的新意,但在當時確實有其針對性, 因此那個“大綱”也是努力這樣做的。老舍先生很關心新文學作品在讀者中的流行情況,但并不具體議論某一作家或作品,他認為作家應該以自己的作品來贏得讀者,這是我在同他多次接觸中所得到的總的印象。我以為這是值得效法的一種品德。從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看,老舍先生作品的出現,就是促使新文學的讀者面大為開拓的一個鮮明的標志。
中國現代文學從開始起就擔負了思想啟蒙的任務, 因此就作品內容說,最初進入作家寫作視野的, 是作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和作為主要啟蒙對象的農民;作家要求寫出他們的生活、命運和追求,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但由此也帶來一種后果,就是在“五四”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對中國城市中占很大比重的市民階層沒有得到應有的反映。他們對新文學仍然十分隔膜, 市民文化陣地主要是被鴛鴦蝴蝶派所占據的。直到老舍先生的作品出現, 才改變了這種狀況。這不僅因為他的作品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市民階層的生活、思想與情緒, 更重要的是老舍先生使這種反映成為真正的藝術。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藝術魅力,征服了市民階層以及其他階層的廣大讀者,使現代文學的“根”更深地扎在中國普通人民(包括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熟悉現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 同消閑式的鴛鴦蝴蝶派作品爭取讀者的較量,是關系到現代文學生存發展的一場硬仗,應該說,老舍先生是以他的創作實績取得了很大成功的。近來關于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的討論很熱烈, 其實雖然由于不同的文化素養,讀者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但“嚴肅”與“通俗”絕不是對立的。目前為人們所譴責的那些東西,是既不嚴肅,也不能視為通俗文學的。誰都知道老舍先生文筆幽默, 得到了各階層讀者的喜愛,難道從任何意義講他的作品可以說是不嚴肅的嗎?老舍所創造的藝術,從內容到形式(特別是作為形式基本要素的語言),都是現代的, 同時又是民族的, 可以說真正作到了“雅俗共賞”。他的一些藝術精品成為現代文學的典范, 作者本人也成為現代文學史上有數的語言大師之一。其實,這些話對現代文學研究者來說,現在已經成為普遍的常識;但這恰恰說明: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篩選和檢驗,老舍先生的地位和貢獻已經得到了歷史的確認。
那么,我們對于老舍先生及其創作的認識, 是否已經到頭了呢?當然不是。以前人說“好書不厭千回讀”,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屬于“常讀常新”的那類藝術;每讀一遍人們都會有一些新的發現和啟示,都能給人以新鮮的藝術滋養。我這次重讀了經過舒濟女士精心編選的這本選集,就再一次地感受到了這種新的“發現”的驚異和喜悅。按說像我這樣多年從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上了年紀的人, 已經不大容易產生這種新鮮感了。我想,這不僅是因為這本書輯錄了不少過去鮮為人知的老舍先生的作品(包括剛剛發現的《小人物自述》), 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本身的生活和藝術底蘊的深厚,作者本人個性的鮮明, 它很自然地把讀者帶入了 “不斷創造”的新天地。
請讀讀《小人物自述》里的這段文字吧。在敘述了自己出生的艱難后, 作者這樣寫道:
每逢看見一條癩狗, 骨頭全要支到皮外, 皮上很吝嗇的附著幾根毛, 像寫意山水上的草兒那么稀疏, 我就要問: 你干嗎活著?你怎樣活著?這點關切一定不出于輕蔑, 而是出于同病相憐。在這條可憐的活東西身上我看見自己的影子。我當初干嗎活著?怎樣活著來的?和這條狗一樣,得不到任何回答, 只是默然的感到一些迷惘,一些恐怖,一些無可形容的憂郁,是的,我的過去——記得的, 聽說的,似記得又似忘掉的——是那么黑的一片, 我不知是怎樣摸索著走出來的。走出來, 并無可欣喜;想起來,卻在悲苦之中稍微有一點愛戀;把這點愛戀設若也減除了去, 那簡直的連現在的生活也是多余, 沒有一點意義了。
你能不為老舍先生的真誠坦露而深深地感動么?在這里,老舍先生向我們——每個讀者打開了他心靈的窗戶。這關于“你干嗎活著?你怎樣活著?”的思索,這“一些迷惘, 一些恐怖”,這“無可形容的憂郁”,這“悲苦之中稍微有一點愛戀”,——所有這些情感以及表達情感的方式,都是“老舍式”的。它向我們提供了理解老舍作品的一條線索,一條從作者的內在的、深沉的心靈世界去理解他的作品的線索。
“你干嗎活著?你怎樣活著?”這是老舍先生從自身艱難生活中提出的關于人生哲理的反思,飽含著內心的酸辛;但它同時又構成了貫串幾乎老舍所有作品的內在的主旋律。在他的作品中所描繪的各種生存方式的背后,都響徹著這樣的老舍式的“天問”, 牽動著他的縷縷情思。
在收入本書的《月牙兒》里,被壓迫的下層婦女曾經做過“自食其力, 用我的勞力自己掙飯吃”的夢,卻被無情的現實一次次地擊碎,最后終于明白: “錢比人更厲害一些,人若是獸,錢就是獸的膽子”;她選擇了母親的生存方式:“賣一輩子肉, 剩下的只是一些白頭發與抽皺的黑皮,”同時又痛心疾首地呼喊:“我愛活著, 而不應當這樣活著!”
在老舍先生的代表作《駱駝祥子》里, 另一位下層人民的典型洋車夫祥子因理想破滅而沉淪時,他也看到了一條委瑣的、瘦棱棱的癩狗,那正是祥子命運的象征: “他明白了他自己就跟這條狗一樣,……將就著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無須想了。”作者沉痛地作了這樣的概括: “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 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逐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 可是變成了走獸。”這里幾乎是重復了 《小人物自述》里上述作者自己的生活體驗。這就表明:老舍先生在描繪下層人民的命運時, 是浸注了他的全部感情的;從某種意義講,也就是在寫他自己。用作者的話說, 就是“同病相憐”。因此, 他不能不在客觀描繪中注入自己的主觀感受。面對著“人無論怎樣掙扎, 只能如動物般活著,人變成獸”,這人世間最大的殘酷, 他和他的人物一起感到了 “一些恐怖”與“一些迷惘”。“我招誰惹誰啦?”“仗著力氣與本事掙飯吃,豪橫了一輩子,到死我還不能輸這口氣。”老舍先生和他的祥子(《駱駝祥子》)、裱糊匠(《我這一輩子》), 為著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發出了同樣的充滿惶惑、憤激的聲音。
老舍先生的作品中,還描繪了城市風光和那里人們的生活方式,那是與悠久而精致的文化傳統聯系在一起的。收入本書中的幾篇散文《想北平》、《濟南的秋天》、《濟南的冬天》,以及《小人物自述》中,作者懷著不可言說的溫情,繪下了一幅幅精巧的剪影:在北京, “幾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擠得慌, 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 都市“緊連著園林,菜圃與農村。采菊東籬下, 在這里, 確是可以悠然見南山的”——這環境是“人為之中顯出自然”的; “面向著積水潭, 背后是城墻, 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葦葉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樂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適, 無所求也無可怕, 像小兒安睡在搖籃里”——這生活是“動中有靜的”(《想北平》)。這里的人呢,是那樣的有模有樣有氣派!你瞧那身打扮: “青洋縐褲子,新漂白細市布的小褂, 和一雙魚鱗灑鞋”;你瞧那身技藝:“腿快, 手飄灑, 一個飛腳起去, 小辮兒飄在空中,像從天上落下來一個風箏”(《斷魂槍》)!還有那古道熱腸的俠義性格, 即使“自己的兒女受著饑寒”, 仍然到處救濟別人, “人情往往能戰勝理智(《宗月大師》)。老舍先生一再強調,他自己和由這樣的環境、人物、生存方式構成的北京傳統文化之間的精神聯系: “我的一切都由此發生,我的性格是在這里鑄成的”(《小人物自述》),“它是在我的血里”(《想北平》)。但是,隨著中國社會迅速地半殖民地化,“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人們還來不及思索,這一切“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 了; “今天是火車、快槍, 通商與恐怖”(《斷魂槍》)! 當“神槍沙子龍”意識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 宣布“那條槍和那套槍都跟我入棺材”(《斷魂槍》),忍氣吞聲地躲在已經改成客棧的后院里時, 那老舍式的疑問“你干嗎活著?你怎樣活著?”的問題再一次提了出來, 而它所喚起的情感, 只能是“無可形容的憂郁”,“悲苦中又含有掙脫不掉的愛戀”。在這里,人物與作家的情感已經水乳般地交融在一起:這是老舍先生從心靈深處發出的一曲挽歌。
收入本書中的《何容何許人也》與《新韓穆烈德》, 一為人物速寫, 一為小說,但都寫出了某些市民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老舍先生說:“他們的生年月日就不對:都生在前清末年,現在都在35與40歲之間(按:此文作于1935年)。禮義廉恥與孝弟忠信, 在他們心中還有很大的分量。同時, 他們對于新的事情與道理都明白個幾成。……他們對于一切負著責任:前五百年, 后五百年,全屬他們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們,他們是舊時代的棄兒,新時代的伴郎”(《何容何許人也》)。老舍先生相當準確地寫出這群生活在古老中國向現代中國過渡的大時代里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新、舊沖突的夾縫中求生存的尷尬地位, 以及他們“徘徊、遲疑、苦悶”的思想性格特征。作者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發現了 “哈姆雷特” (譯為“韓穆烈德”)的幽魂,“理智上的清醒認識與行動上的無所作為”構成了他們生存方式上的尖銳矛盾, “結果呢, 還是努力維持舊局面而已”。“你干嗎活著?你怎樣活著?”這個問題又被尖銳地提了出來,知識分子的自省使他們陷入了更深的矛盾和痛苦。這些人, 都是老舍先生的朋友,作者說“這群朋友幾乎沒有一位快活的”,“他們差不多都是悲劇里的角色”(《何容何許人也》)。顯然,這些朋友的影子中也有作者自己。哈姆雷特式的矛盾是作者雖然加以嘲諷但又確實曾經有過的, 作者在剖析他的知識分子人物時, 他也在或一程度上剖析著自己。因此,在他的筆下, 既充滿了嘲諷(一種自嘲), 又含著脈脈的溫情(一種自我寬解)。
從根柢上說,老舍先生的內心感情是憂郁的,但他選擇的表達方式卻是笑。他在一篇散文里說: “您看我挺愛笑不是?因為我悲觀”(《又是一年芳草綠》)。我們正應該這樣去理解和欣賞他的“幽默文”。請讀讀《多鼠齋雜談》: “戒酒”、“戒煙”、“戒茶”,單這幾個“戒”字,就道盡了抗戰時期文人生活的窘迫, 在自我嘲解中充滿了辛酸。還有“衣”這段文章里那件吳組緗先生“名之為斯文掃地的衣服”,在作者的筆下, 卻寫成了它“給我許多方便——簡直可以稱之為享受!我可以穿著褲子睡覺,而不必擔心褲縫直與不直;它反正永遠不會直立。我可以不必先看看座位, 再去坐下;我的寶褲不怕泥土污穢,它原是自來舊。雨天走路,我不怕汽車。晴天有空襲,我的衣服的老鼠皮色便是偽裝”, 在這種老舍式的幽默里, 顯示著在困苦中掙扎的中國文人傳統的達觀和倔強。不用細說,這里字里行間, 都閃現著老舍先生的身影:戴著那頂“經雨淋、汗漚、風吹、日曬”,“鐵筋洋灰的呢帽”, 穿著“自來舊”的布制成的“困難衣”, 在塵土飛揚的公路上走著, 走著……。他從小在困苦中長大, 任憑什么樣的物質的、心靈的磨難都壓不倒他!
就這樣,我們在老舍先生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看見了作者本人。在他描繪的社會生活與人物形象里, 都熔鑄了他自己的遭遇, 理想,追求與個性。在外部世界的客觀描寫之下,奔涌著或是迷惘、憂郁,或是憤激、愛戀的作者情感的潛流。他的藝術世界是一個主客觀交融的世界。正因為如此,在他的作品里,總是蘊含著一種醇厚的詩意;如他自己所說,像《月牙兒》這樣的作品,他是有著“以散文詩寫小說”的自覺追求的(《老舍選集·自序》)。老舍先生無疑是具有詩人氣質的;本書就收了一篇題名為《詩人》的文章,他把詩人稱之為“最快活、最苦痛、最天真、最崇高、最可愛、最偉大的瘋子”,“要掉了頭,犧牲了命,而必求真理至善之闡明,與美麗幸福之揭示, 才是詩人”。這可以說是正是老舍先生的自我寫照:他不是為了真理, 為了藝術,“舍身全節”, 寫下了最悲壯的生命之詩么?前面我說過,老舍先生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最大貢獻,在于他藝術地將市民階層的命運和追求引入了現代文學領域;現在,我還要補充說:他是現代中國杰出的“市民詩人”。
老舍先生的作品不僅數量眾多,而且他的膾炙人口的精品大都是長篇,要在一本篇幅不多的選集中選出可以代表他多方面成就的作品是很困難的。但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借一斑略知全豹”;本書編者舒濟女士不僅與老舍先生父女情深,真正領受過作者品德的感召,而且參預了《老舍文集》的編纂工作,對作者的全部作品進行過深入地探討和研究;經過她的精心編選,應該說,讀者是可以從這本書中得到對老舍先生的人格精神和藝術成就的比較準確的了解的, 因此我愿意把它推薦給愛好文學的廣大讀者。
1986年2月22日,于北京大學寓所。
(《中國現代作家選集·老舍》,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6年版。)
注釋 ①李何林,現代文學、魯迅研究家。1904年生,安徽霍丘人,曾先后任教于臺灣大學、南開大學等,擔任過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等職,主要著作有《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等。1988年逝世。②蔡儀,文學理論家。1906年生,湖南人,主要著作有《中國新文學史講話》、《蔡儀美學論文選》 (上下)等。③陳涌, 文學評論家。1919年生,廣東南海人,主要著作有《文學評論集》、《陳涌文學論集》等。
賞析 就文體而言,序文是既可以以敘為主, 自由寬泛地侃侃而談, 又可以是一篇殫思竭慮、議論風生的學術論文。王瑤的這篇序便屬于后者。
王瑤先生是著名的文學史論家、新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你如果是一位青年學子,得允王先生為之作序,那無疑是一種充滿榮譽的鼓勵和獎掖;假若是一位像老舍先生這樣的文學大家,王先生的序作則就具有權威評論和歷史定位的價值。
《中國現代作家選集》中的《老舍》卷不過只選集了老舍創作很少一部分,包括8篇短篇小說、4首詩及30篇短文,它不能代表老舍創作的主要成就,若僅就所選作品進行評論那就受到了限制。這篇序文的分量之重、之可貴正在于不受此限制,而是以此書選文為主要例證和線索,結論則是建立在對老舍其人及全部作品的研究和理解上,而且將老舍置于整個新文學發展的背景上,論析了老舍創作的風格特點及其獨特貢獻、在中國新文史學上的地位。正因為如此,當這篇序作提前以《老舍對現代文學的貢獻》為題發表在1987年的《社會科學輯刊》第1期后,立刻引起學術界的重視,其觀點不斷被征引作為評價老舍創作的權威性結論。
就這篇序作的內容而言,大體上包括四部分:其一即開頭一段,說明老舍不光是作家,他還是和序文作者一樣為新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做出最初貢獻的開拓者之一。老舍當時提出的文學史應以作家作品為主的看法得到參與者的共識。序文并由此高度評價了老舍創作的出現,“就是促使新文學的讀者面大為開拓的一個鮮明的標志”。從而顯示出序作者的史家眼光。其二是綜論老舍對新文學的貢獻及地位,指出老舍的創作擴大了現代文學創作的題材視野,并使新文學描寫市民生活“成為真正的藝術。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藝術魅力,征服了市民階層以及其他階層的廣大讀者,使現代文學的‘根’更深地扎在中國普通人民(包括市民)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之中”。老舍的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都是現代的,同時又是民族的,可以說真正作到了‘雅俗共賞’”, “他是現代中國杰出的‘市民詩人’”。其三進一步具體論述重讀老舍作品的新“發現”:老舍通過創作關于人生哲理的深刻反思,無不飽含著作者本人的生活體驗和心靈世界酸辛,它構成老舍創作的“內在的主旋律”。接著序作從老舍反映底層社會生活的作品,描寫知識分子的作品,甚至從一些描繪城市風光和普通人生活末節的散文小品文等,細致闡述了在“老舍先生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都看見了作者本人。在他描繪的社會生活與人物形象里,都熔鑄了他自己的遭遇,理想、追求與個性。在外部世界的客觀描寫之下,奔涌著或是迷惘、憂郁,或是憤激、愛戀的作者情感的潛流。他的藝術世界是一個主客觀交融的世界”。其四是序文末段表明對選本《老舍》的看法。作為序文此段是必要的,作為論作則結束于前段末尾最好。
總之,這篇序作,其實是一篇科學性強、邏輯嚴密、既高屋建瓴、又析理入肌的學術論文,它對于我們認識老舍的特殊貢獻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具有權威和指導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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