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你說， 干么又要出叢書?這話似有來由，所以也得答個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靈清。原是朋友當中有幾部我心中很喜歡的書稿，若不給發表，殊為可惜， 故此早就想向書局接洽，給他印行。又見這些書稿目前都不約而同，有些相類，若分途印行， 同好收買，也有種種不便，所以不如并在一起罷了， 不但讀者購買便利， 并且體式裝潢也可一律一點;每次出書， 又無須重行接洽條件。刻書本是好事， 市上所出正合下懷的書又寥寥無幾， 既然有心里很喜歡的書稿可出， 可巧又有書局肯拿錢印行， 三言兩語， 一說則合，所以就大膽出了。早晨在床上肚里盤算，眼前就有七八種，若仍舊用工下去，自然還有別種可出。一則可以借此鼓勵自己，專心著作;二則親朋好友， 同道文人， 或者有這個便利，鼓起興趣， 多多著述，或寫作，或翻譯， 或編纂，絡繹而來，也把不定。原來想起個叢書名目， 叫做《性靈叢書》， 以表所好。后來轉想，人心不同如其面， 天下事物，有好之者， 惡之者必有甚焉。雖說一人做人須豎起脊梁， 不可像蝸牛一樣，逢人見面， 只顧把頭縮到殼里去， 蟄做一團， 然而在此世事紛擾的會兒， 多一種名目， 總是多惹一層是非， 不如來一空空洞洞名目，見首不見尾，旁人抓不到把柄， 同味兒的人自會里中去尋出樂處，含沙射影口沫噴人的人，也就不甚礙目， 索性當做無事過去了，我也樂得過清凈。

可是要想清凈，也自知是做夢吧?東家是個普羅， 西家是個法西， 灑家則看不上這些玩意兒， 一定要說什么主義，咱只會說是想做人罷。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講。人情是怎么一回事，人又是什么動物，有誰曉得?蘇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樂，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點精神分析工夫，斷了出來我何以有這些成見、主張、立場、偏好， 一百人中怕也沒有一兩人說得開交。況且今日口沫噴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 拈個花，采個草，也都“礙道”。這樣個世界，人還活得下去嗎?總是見地不廣，執之過激所致。孔夫子尚許點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讓今日東家西家弟兄聽見，還不把孔老夫子噴個滿臉口沫嗎?其實孔夫子那里曾說過，儒者終身只好浴乎沂風乎舞雩， 國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過孔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后得其常情之樂;得其常情之樂，然后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冉有、公西華欲輔君行政， 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來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訓在前， 尚且常落了“矯”字“偽”字之弊;今日之人不讀圣賢書， 又只懂得西洋文化之皮毛，難怪其矯情更甚。其實中西文化那里有像現代中國人這樣不近情呢?即使列國時代墨家， 比較是認真主義的人， 有門人問墨子行義救國那樣為要，墨子尚且不肯強人，叫能筑版墻的筑版墻，能搬磚瓦的搬磚瓦罷了。使墨子處于今日， 亦當說， 周作人學水師、魯迅學醫， 卻不能以水師、醫學救中國，便是這個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況是以中庸為本之儒家， 又何況是西洋幾個名哲?大凡今日中國社會變亂，思想凌夷， 難免有人目覘時艱，救國心切， 出為淺薄井見之論，也不必見怪， 只要大家保存一個“誠”字，保存一個公道， 不要自己陷了輕薄滑頭，將來總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說國勢阽危，那容許你有閑情別致，認識你自己， 了解你自己?又非確論。難道國勢阽危，就可不吃飯撒尿嗎?難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噴人始見得出來志士仁人之面目嗎?恐怕人不是這樣一個動物吧。人之神經總是一張一弛，不許撒尿，膀胱終必爆裂， 不許抽煙，肝氣總要郁結，不許諷刺，神經總要麻木，難道以郁結的藏府及麻木的神經，抗日尚抗得來嗎?況且孔子之時， 世風也不勝于今日，孔子尚且有聞人歌而樂必和之之閑情別致，你能說孔子亡周嗎?

所以這部叢書，也就放膽出了。原來范圍無定，或者曲從時勢之要求， 多出幾本西洋名著的譯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幾種， 卻是顯然專抒性靈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編選，不然便是關于明人小品之談話。你何以要談明人小品呢?這是必有的疑問，不然明天太陽不從東邊上來了。在我方面， 只是認為文學佳作，認為有性靈文字， 心好而樂之。在向他人說來， 也有幾種道理。一則，清初以來， 袁中郎倒霉，這派文學沉沒下去， 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來叫大家容易看得到， 替袁中郎出出氣。二則，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謂“那樣底舊而又是這樣底新”。原來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國摩登二字， 又不似現代中文用法，僅用于女子之燙頭發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現代，最有名的英文叢書，名為《摩登叢書》， 然你試一查書目， 不但這樣的新的作品如它史托斯基之《窮人》有， 《圣路易之橋》有， 即18、17、16世紀以至西歷紀元前三五世紀之希臘戲劇也有， 可見摩登二字全不是這樣解法。亞里斯多德、伯拉圖死二千年， 然而這些文章才有生命哩， 才新的希奇。伯拉圖《共和國》那章講優生學， 才新的教你詫異。所謂《摩登叢書》，也不過以現代人為本位，凡摩登人可讀之書皆可列入。三則， 文化是有源流的， 不溯其源， 無從知其流。古書西洋人也主張讀的。現代中國人只肯讀1934年的西洋書， 不肯讀伯拉圖， 那里會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蘊?又不肯讀古書， 又何從知中國文化之底蘊?四則， 中國人說古的都是壞的，西洋人雖然自由急進，時時另求新路進展下去，卻沒有說這句話。如此看來，現代中國人實在過于摩登了， 不然便是錯解摩登。五則，文學與科學不同， 西洋讀醫學的人不必讀希臘的Hip-pocrates，摩登醫生，我也主張大可不看《素問》、《靈樞》、《洗冤錄》。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學，我卻主張應該讀讀《離騷》或是無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同是圓顱方趾， 悲歡離合之際， 大同小異也。所以那樣的舊仍然可以這樣的新， 因為你雖摩登，有飛機可坐，有無線電可聽，未必便是變成方顱圓趾動物，仍然躲不出悲歡離合之情也。袁中郎氣憤當時政治， 與你并無兩樣，你不必便看他如狗矢，一文不值也。李香君之氣節識見，勝于今日須眉男子萬萬，你不必以明末青樓視之也。況且中國人最重讀史， 乃因史者鑒也，有許多地方可以借鑒， 因今推古，設身處地， 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蘇格拉底“自知”之義。魯迅讀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評中國文化，若學一般留學生，單看辛克微之， 魯迅當不知中國文化為何物， 又那里去戳穿中國人之魂靈呢?況且古人看月發愁， 聞鳥思家，聽蟬醉喜，踏雪吟詩， 月也， 鳥也，蟬聲也，雪景也， 古今并無二樣，你也未必不墮千古同情之淚，獨據飛機頭上，厭月憎鳥惡蟬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 古書便仍可讀。

廿三年八月五日龍溪林語堂序于牯嶺。

(錄自《林語堂文選》，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賞析 自五四新文化革命以后，一些進步知識分子強調譯介和學習西方的文學、社會學書籍，對我國的古典文學大多采取輕視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無疑縮窄了人們的文化視野，還有割裂中國文化傳統的危險。而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文學政治使命的加強，這種文化上的偏狹又表現為對非關政治的文學的排斥。30年代以來， 日軍侵華， 內戰頻頻不斷，民族危亡人民饑苦的水深火熱之中，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使命感應更加強。魯迅1933年在他的《小品文的危機》中寫道：“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魯迅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合乎時勢要求的。林語堂這時沒有了1925年前后“北師大學潮”時般的斗爭鋒芒，他主張寫“幽默閑適”的“性靈”小品，這就難免與當時的一些文學觀念發生沖突。《<有不為齋叢書>序》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在序文中，他談了出版這套晚明小品叢書的理由，同時也是對自己文學、文化見解的辯解申明。

序言首先說明了出版這套叢書的由來，原因有二：一是鼓勵自己專心著作，二則為親友著述、收藏提供便利。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這套叢書符合他們提倡“性靈”文學這一“所好”。作者料到這一舉動會招致非議，所以名目叫做“有不為齋叢書”;而不以“性靈叢書”為名。

其次說明了“性靈”文學存在的理由。他申明自己的思想就是要“做人”，而“做人并不容易，先要近情”， 而現實是有“口沫噴人之徒”， “就不容人近情”。他舉例孔子、墨子都是“近情”的，認為即便是“救國心切”、“國勢阽危”也不能沒有必要的放松調節。從他為抒寫性靈的辯護，可以看出他反對文藝對政治的依附，反對文藝中只能有一種寫法、一種主張、一種聲調的偏狹局面。從長遠藝術發展規律看，他的主張是有道理的，但在當時卻不合時宜。

再次，他進一步談論了出版這套晚明小品叢書的用意，提出了自己的卓識遠見。他說，這套有性靈文字的文學佳作的出版，不僅是他個人的愛好，對于他人，一則為了重新肯定袁宏道的作品，二則因為這些作品“那樣地舊而又是這樣地新”，這些作品仍具有可供現代人閱讀的生命力。三則認為讀古書才能對文化溯源知流;四則他認為“中國人說古的都是壞的”也不正確;五則，他認為讀古書，對做學問、情操修養，性情抒發都有益無害。在這里，他由性靈之書推及古典文學又推及一切古代的文化遺產，強調有繼承的必要，最后結論：“古書便仍可讀。”這較之當時文藝界對古典文學的意義肯定不夠、否定有余的情形，應是更接近公正之態度。

林語堂可以說是一個通曉中西文化的學者，他既秉承了中國傳統文化，又涉獵了西洋文明，有較開闊的文化視野和不趨同的文學主張。他在當時提倡寫性靈、讀古書，今天看來我們不能簡單地全歸因于其立場消極，逃避現實、疏離政治，恐怕也是基于一種文化的考慮。創作自由、抒寫自我、繼承古代文化，在當時是一種較弱的聲音，甚至遭受批判。今天看來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可供今天歷史條件下的我們借鑒。從藝術角度看，這篇散文談論為人為文道理，平易自然;申明觀點、辯駁詰難從容不迫，條理清晰，亦莊亦諧，體現了林語堂散文的“幽默”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