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1932年8月5日，我得到霽野， 靜農， 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于8月1日晨5時半，病歿于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 為他出一本紀念冊， 問我這里可還藏有他的信札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為，首先，我是希望著他能夠痊愈的， 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 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 對于平常的信， 是隨復隨毀的， 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 有些故事， 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 我才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 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 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里看見乙的信， 于是捕乙， 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 于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 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 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 隨隨便便。待到1930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 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并非為了消滅“謀為不軌”的痕跡， 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 是很無謂的， 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著，就有多么的可怕。后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 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 不料1931年1月，柔石被捕， 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 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羅，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 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 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 果然無蹤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并非對于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 因此放下了的。此后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線下， 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 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 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 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于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 有些可愛似的了。夏夜多蚊， 不能靜靜的寫字， 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 因地而分為3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 在我們自己， 一時是有意思的， 但對于別人， 卻并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 只是信筆寫來， 大背文律， 活該進“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 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 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 即有也未必存留的， 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愿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 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卻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 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并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 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后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胡些， 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里。但自然， 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 用意有好有壞，并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于我們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 下石的也有， 笑罵誣蔑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 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并以感謝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1932年12月16日，魯迅。

(《魯迅全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賞析 《兩地書》是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集。1933年由上海春光書局初版。共收入魯迅與許廣平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間通信135封。分為北京(收1925年3月到7月間通信35封)、廈門——廣州(收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間通信78封)、北平——上海(收1929年5月至6月間通信22封)三部分。它不僅對研究魯迅及許廣平的生活、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而且也是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獨具特色的文集。

《兩地書》的序言寫于1932年12月16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著重介紹《兩地書》選編的緣起;第二、三部分著重介紹《兩地書》的特點和出版目的。

我們知道， 《兩地書》編選出版的1932年前后，正是國民黨反革命文化“圍剿”最慘酷的時期。他們搗毀文化機關，查禁進步書刊，秘密逮捕殺害進步作家，無所不用其極。白色恐怖十分嚴重。魯迅全家也隨時處于危險中， 并幾次離家逃難。如1930年他“簽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魯迅只好棄家出逃避難一個月;1931年1月，柔石被捕，他又受到牽連，又因此棄家外出避難40多天;1932年“一·二八”戰爭發生，他的住所臨近戰區，受到炮火威脅，又一次離家出逃。報紙、傳聞也時有他被捕或遭難的消息。正是這些危難中，為了不使“瓜蔓抄”連累朋友，才有了把朋友來信“大燒毀了兩次”之下策。在這樣的時候，要將這盡管“蔓在自身”的書信編選出版，魯迅不會不知道是極不合“時宜”的。然而，韋素園死后他想尋出一兩封來信以答復朋友、告慰死者而不能的現實，卻教訓和提醒了他。他知道，這“翻箱倒篋”尋出來的，記錄著他和許廣平由師生、情人、夫妻“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的信件，也不能保證它們不被毀掉。因為白色恐怖依然濃重，再次出逃隨時可能，誰能保證到時不會再“心血來潮”呢?誰又能保證它們下次“在槍炮的交叉火線下”仍“一點也沒有損失”呢?因此，保存它們的最好辦法就是出版。這就像蒲公英的種子，一旦隨風散開，盡管仍會有踐踏、毀滅，但終有一些會被保留下來。也只有這樣，才能“留贈給我們的孩子”， “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這才是魯迅的膽識和聰明。然而，這膽識和聰明中，卻包含了多少無奈啊。當然，更包含著魯迅對壓迫者的極大憤怒。

序言第二部分是對《兩地書》特點的介紹。魯迅首先說它不同于一般情書，它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 “花呀月呀的佳句”，在文辭上也“只是信筆寫來’;其次是內容上， “所講的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等瑣事，“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因此，本書的特色就是平凡。尤其特別聲明“其中并無革命氣息”，也不“最顯真面”。魯迅所言，有實有虛，有真有假，有的是自謙，也有為“鉆網”而說的策略話。關于《兩地書》不同于一般情書的話，魯迅在1934年12月6日給肖軍、肖紅的信中也曾說過：“《兩地書》其實并不像所謂‘情書’，一者我們通信之初，實在沒有關于后來的預料;二則年齡、境遇，都已傾向沉靜，所以決不會顯出什么熱烈。”這基本符合《兩地書》的實際，除卻北京部分通信之初，他們作為師生而外，就是在戀人階段及婚后魯迅入京探母第一次分別的通信中，也沒有卿卿我我“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這的確不同于當時流行的像《情書一束》之類，“有的讀者讀得痛哭流涕，……有的放在抽屜里來當寫情書給愛人時的參考”。(見章衣萍1925年《跋<情書一束>》)但《兩地書》卻是別具一格的情書。因為它不是文學家虛構的書信體文學作品，而是兩個真正的“情人”之間的通信。同時，兩個“情人”對愛情的交流與歡愉的表達，在通信中多是含而不露，或是以欲親反疏的曲筆，這就使“情”在集中實有似無。一封封通信，談的卻是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廣泛涉及了諸如政治、社會、教育、倫理、人生等“天下大事”，也絕非如魯迅所說“胡涂得很”。這就使“情書”具有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和意義，并且這一切寫來都自然而然，二人共同賦予了這些通信以含蓄、委婉、樸素的風格。“這樣平凡的東西”確實別人不可能有。因此《兩地書》出版不久，一篇署名庸人的文章評論說：“兩年前，在上海灘上看見了一部什么情書集，我揭開看了半頁， 肉麻了3天，于是以后便怕聽‘情書’兩個字。……可是《兩地書》給我一種印象，則適與兩年前那部甚么情書集完全相反。我們從《兩地書》里面看見了兩個清楚剛強的性格，同時又連帶地對于當時那個社會，那個時代，有了再度的認識。自此以后，我覺得情書集也很可以看。”(見1933年9月13日《大晚報·讀〈昨夜〉》)這是對《兩地書》較早，也是很中肯的評價。

序文最后一部分說明《兩地書》出版之目的。魯迅生活在中國社會新舊交替的時代，本來曾有過一次不幸的婚姻。他準備“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四千年的舊賬”。然而，他和許廣平在反封建的學潮中相知，在互相理解支持的戰斗中結為夫妻。這就使他們為這愛情和婚姻承受了歷史性的壓迫。舊觀念不容，偽善者不容，論敵小人別有用心。這本來屬于私事，社會上卻要掀起“風波”，愛情竟然要“咬緊了牙關”來堅守抗爭，在“不斷掙扎中”生活。這是怎樣的社會啊!魯迅出版《兩地書》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這個社會對人們正當愛情婚姻的干預和壓迫，使人們認識其黑暗和丑惡。“留贈給我們的孩子”的目的，不僅是希望他們不再遭受這一切，也希望他們不再成為正當愛情婚姻的干預、壓迫者。另外一個目的是“用我們所經歷的真相”為未來社會進步提供一種活生生的“參照”。這便是《兩地書》在當時和現在及將來都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和價值之所在。

本序文從編選《兩地書》緣起談起，繼而談了該書的特點及出版目的。行文從容、真率、平靜。然而本文也如他的其他文章，于從容中給反動派以旁敲側擊，于真率中給丑惡者以辛辣的諷刺，于平靜中顯示出匕首的犀利，讀來令人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