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民國十八年， 舊京5月的天氣。陽光雖然抹上一層淡云，風吹到人身上，并不覺得怎樣涼。中山公園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藥花都開過去了;然而綠樹陰中， 零碎擺下些千葉石榴的盆景，猩紅點點，在綠油油的葉子上正初生出來， 分外覺得嬌艷。水池子里的荷葉，不過碗口那樣大小， 約有一二十片，在魚鱗般的浪紋上飄蕩著。水邊那些楊柳，拖著丈來長的綠穗子， 和水里的影子對拂著。那綠樹里有幾間紅色的屋子， 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軒”嗎?在小山下隔岸望著，真個是一幅工筆圖畫啊!

這天，我換了一套灰色嗶嘰的便服， 身上輕爽極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記本， 穿過“四宜軒”，渡過石橋， 直上小山來。在那一列土山之間，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內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這里是僻靜之處，沒什么人來往， 由我慢慢的鑒賞著這一幅工筆的圖畫。雖然，我的目的， 不在那石榴花上， 不在荷錢上，也不在楊柳樓臺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這些外物，鼓動我的情緒。我趁著興致很好的時候， 腦筋里構出一種悲歡離合的幻影來。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來之后， 馬上掏出日記本子， 用鉛筆草草的錄出大意了。這些幻影是什么?不瞞諸位說，就是諸位現在所讀的《啼笑因緣》 了。

當我腦筋里造出這幻影之后， 真個像銀幕上的電影， 一幕一幕，不斷的涌出。我也記得很高興，鉛筆瑟瑟有聲， 只管在日記本子上畫著。偶然一抬頭，倒幾乎打斷我的文思。原來小山之上，有幾個妙齡女郎，正伏在一塊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語。她們的意思， 以為這個人發了什么瘋，一人躲在這里埋頭大寫。我心想：流水高山，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們可明白我是在為小說布局。我正這樣想著，立刻第二個感覺告訴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一一放過去了，回不轉來的，不可間斷。因此我立刻將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書特書起來。我一口氣寫完，女郎們不見了，只對面柳樹中，啪的一聲，飛出一只喜鵲振破了這小山邊的沉寂。直到于今，這一點印象，還留在我腦筋里。

這一部《啼笑因緣》，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這樣寫出，是否有些道理，總之，不過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個幻想寫出來罷了。——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訴讀者的。在我未有這個幻想之先，本來由錢芥塵先生，介紹我和《新聞報》的嚴獨鶴先生，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歡迎上海新聞記者東北視察團的席上認識。而嚴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鴉些小說，叫我和《新聞報》 《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賣文糊口的人，當然很高興的答應。只是答應之后，并不曾預定如何著筆。直到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 才有了這部《啼笑因緣》的影子。

說到這里，我有兩句贅詞，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說小說是“創造人生”，又有人說小說是“敘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寫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寫著宇宙間之一些人物罷了。然而我覺得這是純文藝的小說，像我這個讀書不多的人，萬萬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賣文為業，對于自己的職業，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萬萬不能忘了作小說是我一種職業。在職業上作文，我怎敢有一絲一毫自許的意思呢。當《啼笑因緣》逐日在《快活林》發表的時候，文壇上諸子，加以糾正的固多;而極力謬獎的，也實在不少。這樣一來，使我加倍的慚愧了。

《啼笑因緣》將印單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獨鶴先生大喜，寫了信和我要一篇序，這事是義不容辭的。然而我作書的動機如此，要我寫些什么呢?我正躊躇著，同寓的錢芥塵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動我作篇白話序，以為必能寫得切實些。老實說， 白話序平生還不曾作過，我就勉從二公之言，試上一試。因為作白話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獪伎倆，就老老實實把作書的經過說出來。

這部小說在上海發表而后，使我多認識了許多好朋友，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沒有回南;回南之時，正值這部小說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這部書， 雖然卑之無甚高論，或者也許我說“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開的時候，我一定拿著《啼笑因緣》全書，坐在中山公園茅亭上，去舉行2周年紀念。那個時候，楊柳、荷錢、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當年的女郎， 當年的喜鵲，萬萬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構成一部假事實的小說;然而人生的實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寫到這里，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啼笑因緣》，上海三友書社1930.12初版

錄自《啼笑因緣》，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賞析 張恨水是一個接觸過新文化的知識分子，從少年時就開始閱讀西歐的文學作品，但仍然不能擺脫舊式文人的作派，用他自己的話說， “愛讀風花雪月式的詞章”，后來就開始自己動手進行創作。言情小說是他最具成就的作品。寫男女主人公悲歡離合、愛恨交織的故事。《啼笑因緣》寫了一個富家子弟樊家樹與唱大鼓的沈鳳喜、賣藝的關秀姑和貴族小姐何麗娜的種種愛情糾葛。許多的研究者常常將張恨水歸入鴛鴦蝴蝶派作家，但實際上張恨水同周瘦鵑、徐忱亞等人是有區別的。鴛鴦蝴蝶作家的古代士大夫氣很濃，鄙視小說的影響依然留存在他們的頭腦之中。如徐忱亞在《雪鴻淚史·自序》中說： “深愿閱者勿以小說眼光誤余之書。使以小說視此書，則余僅為無聊可憐、隨波逐流之小說家，則余能不擲筆長吁、椎心痛哭?”張恨水不同，他立志寫小說，并且帶著一種“敘述人生”的小說觀念進行創作，所以他的言情小說并非一味注意消遣娛樂，也不同于當代小說家瓊瑤的作品中沒有一絲煙火氣，而是加入了社會小說的因素。雖然同樣寫男女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卻將他們的命運置于大的社會背景之下，揭示出社會怎樣扼殺美好事物，寫出被侮辱被損害者的不幸和災難。樊家樹本來已經和沈鳳喜準備結婚，但軍閥的介入卻使這場婚姻成為泡影，雖然說這與沈鳳喜這一階層的弱點有關，但直接原因是由于軍閥的橫行無忌搶男霸女造成的。另一位女子關秀姑對樊家樹暗生愛慕，但為了抵抗日寇的入侵也毅然走上了戰場，兩個女子的離去和當時的惡劣社會環境融為一體。另一方面雖然在小說中滲入了社會因素，但我們從書中卻感受不到激烈的矛盾沖突。沒有無產階級文學中描寫的階級對立。張恨水在創作時將社會因素淡化了，兇惡的軍閥很快就死了， 日本人離得還遠，對人們的生活沒有太大的影響，言情的因素仍然占據了主要位置。作家描寫了有趣的細節，奇巧的場面，既有人情世界，又有美學意蘊，言情中有回味、有深意。形式通俗，故事生動，而且由于張恨水有著較深的古典文學素養，在他的作品中一直貫徹著“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藝術觀念，平淡質樸， 自然灑脫，所以我們看，既撩撥人的情感，又暗示人生樂趣，卻又有著高尚純潔的筆墨，可以滿足不同階層人物的口味，當它出現時，一下子便擁有了廣大的讀者群。

按照“敘述人生”的宗旨，張恨水在小說中淡化了自己的主體意識，不像以前的小說作者直接跳出來發表見解，而是通過生活的邏輯表現作家意識，強化愛憎。但小說畢竟是一種藝術，不可避免帶上了理想化的色彩。沈鳳喜和何麗娜有著完全相同的相貌，于是沈鳳喜離開后，何小姐就理所當然地填補了空白。男主人公樊家樹是作者著意塑造的一個形象，是作者道德準則的載體。他出身于富有家庭，既有舊學基礎，又接受了新式知識和思想;既把個人道德視為人生修養必由之路，又有社會責任感，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平等觀念，卻又缺乏革命者的激情和對人生的頓悟。性格隨和、重交情，有時也免不了濫作好人，這個人物是張恨水自己的人格理想，也成為眾多讀者的理想，貧困的知識分子羨慕他吃穿不愁，中產階級因他的正直有同情心而獲得精神滿足，貴族人士又可以由于他的平等思想而引為同道。大家都可以從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這樣一個理想的典型為整部作品增添了無窮的魅力，所以《啼笑因緣》前后再版20余次，如此規模在現代作家中是極其少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