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不過我以為寫任何形式的文學，都得首先把散文寫好。因此陸陸續(xù)續(xù)寫了一些。

中國是個散文的大國， 歷史悠久。《世說新語》記人事， 《水經(jīng)注》寫風景，精彩生動，世無其匹。唐宋以文章取士。會寫文章， 才能做官， 別的國家， 大概無此制度。唐宋八家， 在結構上， 語言上，試驗了各種可能性。宋人筆記， 簡潔瀟灑，讀起來比典冊高文更為親切， 《容齋隨筆》可為代表。明清考八股，但要傳世，還得靠古文。歸有光、張岱，各有特點。“桐城派”并非都是謬種，他們總結了寫散文的一些經(jīng)驗， 不可忽視。龔定庵造語奇崛， 影響頗大。“五四”以后，散文是興旺的。魯迅、周作人，沉郁沖淡，形成兩支。朱自清的《背影》現(xiàn)在讀起來還是非常感人。但是近二三十年，散文似乎不怎么發(fā)達， 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實，如果一個國家的散文不興旺，很難說這個國家的文學有了真正的興旺。散文如同布帛麥菽， 是不可須臾離開的。

“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的形式， 如新詩、戲劇， 是外來的。小說也受了外國很大的影響。獨有散文，卻是土產(chǎn)。那時翻譯了一些外國的散文，如法國蒙田的、挪威的別倫·別爾生的、英國蘭姆的，但是影響不大，很少人摹仿他們那樣去寫。屠格涅夫和波特萊爾的散文詩譯過來了，有影響。但是散文詩是詩， 不是散文。近十年文學，相當一部分努力接受西方影響，被稱為新潮或現(xiàn)代派。但是， 新潮派的詩、小說、戲劇，我們大體知道是什么樣子，新潮派的散文是什么樣子呢，想像不出。新潮派的詩人、戲劇家、小說家， 到了他們寫散文的時候，就不大看得出怎么新潮了， 和不是新潮的人寫的散文也差不多。這對于新潮派作家，是無可奈何的事。看來所有的人寫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國的傳統(tǒng)。事情很糟糕，不接受民族傳統(tǒng)， 簡直就寫不好一篇散文。不過話說回來，既然我們自己的散文傳統(tǒng)這樣深厚， 為什么一定要拒絕接受呢?我認為二三十年來散文不發(fā)達， 原因之一，可能是對于傳統(tǒng)重視不夠。包括我自己。到我意識到的時候， 已經(jīng)晚了。老年讀書，過目便忘。水過地皮濕，吸入不多， 風一吹， 就干了。假我十年以學，我的散文也許會寫得好一些。

二三十年來的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為兩大類：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點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稱散文。散文的天地本來很廣闊， 因為強調(diào)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圍弄得狹窄了。過度抒情， 不知節(jié)制，容易流于傷感主義。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 自然一點， “家常”一點的，但有時恐怕也不免“為賦新詞強說愁”，感情不那么真實。

我寫散文，是捎帶腳， 寫的時候， 沒有想到要出一個集子，發(fā)表之后， 剪存了一些，但是隨手亂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編一本散文集， 只能將找得到的歸攏歸攏，成了現(xiàn)在的這樣。我還會寫寫散文，如有機會出第二個集子，也許會把舊作找補一點回來。但這不知是哪年的事了。

我的住處在東蒲橋邊，故將書名定為《蒲橋集》。東蒲橋在修立交橋，修成后是不是還叫東蒲橋，不知道。不過好賴總還是有一座橋的。即使橋沒有了，叫做《蒲橋集》，也無妨。

1988年6月10日

(《蒲橋集》， 作家出版社， 1989年版。)

賞析 《蒲橋集》是汪曾祺先生第一本散文集，198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寫得不多，卻以獨特的風格受到讀者的喜愛。這主要由于它傳統(tǒng)文學修養(yǎng)深厚，文筆幽默而自然，敘事、狀物、記事均能下筆清心爽然，在不經(jīng)意之處顯示特別的功夫。

這篇自序主要是講了中國散文傳統(tǒng)，汪先生認為，中國的散文要想發(fā)展，傳統(tǒng)的影響無論如何是繞不過去的。記人的《世說新語》，寫景的《水經(jīng)注》，唐宋八大家的散文， 《容齋隨筆》，桐城派，一直到魯迅、周作人、朱自清，形成了自己一脈相承的散文傳統(tǒng)。這是在說中國文學，其實也是講自己散文追求的是傳統(tǒng)的手法和傳統(tǒng)的風格，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中國現(xiàn)代散文的成績是很突出的，散文的成績甚至超過了小說、戲劇，出現(xiàn)了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冰心、巴金、林語堂、豐子愷、梁實秋、孫犁等一大批散文家。汪先生說，與這種“興旺”景象相比，近二三十年， “散文不怎么發(fā)達”， “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實他不愿意直說，下文已經(jīng)將這些原因作了細致的分析。就是早一些年強調(diào)寫中心、寫英雄，近些年來強調(diào)了吸收外國，而對傳統(tǒng)繼承得不夠。新潮詩、戲劇、小說影響都很大，但沒有新潮散文，弄得舊潮散文也很少;能寫的不再寫了，不能寫的寫不出來。汪先生的《蒲橋集》可以說是新時期眾多的散文集中較為重視傳統(tǒng)，而且確實顯得老道而灑脫的作品。他說， 自己寫散文是“摟草打兔子，捎帶腳”。這句歇后語一方面是說他寫得不多，也表明他寫得很隨意，而在漫不經(jīng)心之中又脫然清新。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直到今天還沒有引起更多的人注意。

他不客氣地指出新時期散文不發(fā)達的另外一個原因，也是今日散文文壇存在的弊病： “過分強調(diào)抒情。”過分，就是矯情，有情當然要抒情，無情卻也造情，這就是“為賦新詩強說愁”。甚至于制造“家兄塞北死，舍弟江南亡”式的笑話。這些作品無中生有，沒有真實的感情，卻偏偏生造出許多莫名其妙的抒情作品，這是有害于現(xiàn)代散文發(fā)展的。汪曾祺先生總結這些經(jīng)驗，滿懷善意，并不存心挖苦、挑剔。從中我們也窺測出一點秘密，他的《蒲橋集》是絕對不會有矯情之作的。

汪先生的序，如同他的散文，不顯示文字的辛辣、尖銳，卻能在親切、灑脫的漫筆、率談中把自己的見解說出，這里有他的人格修養(yǎng)和文學修養(yǎng)的特別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