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生民,倥侗顓蒙①,恣乎情性②,聰明不開③,訓諸理,撰《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終后誕章④乖離,諸子圖徽⑤,撰《吾子》。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⑥,動不克咸⑦,本諸身,撰《修身》。
芒芒天道,昔在圣考⑧,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奸罔,撰《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系諸道、德、仁、義、禮,撰《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⑨,遜于不虞⑩,以保天命,撰《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11),贊(12)于神明,幽弘橫廣(13),絕于邇言,撰《寡見》。
圣人聰明淵懿(14),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范,撰《五百》。
立政鼓眾(15),動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發,在于哲(16)民情,撰《先知》。
仲尼以來, 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圣,撰《重黎》、《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17),蠢迪檢柙(18),旁開圣則(19),撰《君子》。
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20),寧神莫大于四表(21)之觀心,撰《孝至》。
(“諸子集成”本《法言》,中華書局1958年版)
注釋 ①倥侗顓蒙——倥侗,無知。顓蒙,愚頑。②恣乎情性——率意而行。③聰明不開——聽覺、視覺閉塞。④誕章——大章、大法。誕, 大也。⑤諸子圖徽——諸子各自發表言論,與周、孔之道相異。⑥“事有本真” 二句——事各有本正,能推行于億萬之事而無不通。真,正。意,通“億”。⑦動不克咸——行動不能感人,應先求之于本身。克,能。咸,通“感”。⑧圣考——占代的圣王。考, 久遠。⑨“明哲”二句——煌煌,盛大的樣子。燭,照耀。⑩遜于不虞——逃避意料不到的事情。遜, 逃避。虞,意料。⑾“假言”句——假,長遠。周,周遍。⑿贊——見也, 顯現 ⒀幽弘橫廣——幽、弘同義,深遠。橫、廣同義, 廣大。(14)淵懿——淵博完美。(15)鼓眾——鼓舞萬民。⒃哲——知。(17)純終領聞——純,善也。領即令, 美好。聞, 名聲。(18)蠢迪檢柙——蠢、迪同義,行為、行動。檢柙,法式。一切行為都合乎法式。(19)旁開圣則——開,通。則、法。(20)寧神——使祖宗神靈安寧。神指祖考之神。(21)四表——四方。
賞析 揚雄的《法言》是一部政論著作。全書十卷,包括《學行》、《吾子》、《修身》、《問道》、《問神》、《問明》、《寡見》、《五百》、《先知》、《重黎》、《淵騫》、《君子》、《孝至》十三篇。《法言序》簡要說明各篇寫作目的及其宗旨。
揚雄的思想傾向,從宇宙觀方面看,基本上糅合了《周易》與《老子》的思想。其代表作就是《太玄》。他在《太玄賦》中說: “觀大易之損益兮,攬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兇之同城。”但一旦回到現實,揚雄就不再借助于老子,而是要以儒家為正宗了: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法言·問道》)如何解釋這種矛盾現象呢?
眾所周知,漢代經學發展到揚雄時期日趨極重繁瑣,常常“一經說至百余萬字”,但由于利祿的吸引而成為時代潮流,阻礙了思想文化發展。揚雄一方面繼承了儒學的思想, 又“博覽無所不見”,跟從嚴君平學習道家思想, 所以能一反時代潮流,對經學禁錮形成沖擊,并直接影響了桓潭、王充等人。
揚雄處于西漢帝國由盛轉衰、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主張改革卻又不被重用,只好托圣言制,借古論今,所以模仿《論語》寫了《法言》,提出改良儒學的觀點。他認為,“天之道”在仲尼,但周、孔之后, “誕章乖離”,圣道受到種種干擾。揚雄以孟子自居,力圖為孔學發展開出正路。當時“諸子圖徽”,宗派林立,他在批判繼承儒學的同時,對于因儒學衰微而活躍起來的道家思想采取了批判吸收的態度,這和少年時嚴君平的影響有關。他所說的“芒芒天道”和“事系諸道”的“道”就是從道家引進的。老子的“道”被他改造成從屬于儒家的概念,用來表示宗法思想支配下的治國修身之道。儒家的天命觀被他糅進了自然無為的道家觀念。性善論、性惡論也演變成了人性善惡相混。所以,雖然揚雄以孔學捍衛者自居,他的孔學其實并不純粹。
揚雄繼承了孟子、荀子等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主張“明道”。在人類社會中,“道”是最高范疇, 但它并非神秘莫測, 可以通過圣人之言加以通達, “假言周于天地”而“旁燭無疆”。“道”的核心是現實中的人, 人有君子、小人之別,所以要師法圣賢。生命有限, 為“明道”必須“征圣”, 因為“圣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圣人的精華體現在“五經”之中,也就強調了“宗經”的意義,形成“明道、征圣、宗經”的模式。在理論系統上這是個進步,卻又為實際操作制造了限制,很容易走上復古的道路。揚雄是漢代辭賦高手,但形式上多模仿前人,開擬古主義先河。當然他本人對于模仿與創造是有一定認識的。他既強調“因而能革”,又強調“革而能因”,既維護了傳統文化, 又不贊成割斷歷史。突破舊框架,運動變化就可以達到“為政日新”的境界。這種改革思想由揚雄發端,經桓、王的發揚而形成了思想潮流。
理論上的完美并非都能充分用于實踐, 《法言》一書奇奧艱深,當時就有人批評他“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他自己卻不以為然,認為圣人之文都以艱深見長,“務其事而不務于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實際上已經背離了自己規定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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