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馬耕爾,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②,以故業舉得官者, 類不為古文詞, 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 乃百倍于古, 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于代可以觀人, 可以考世。
(《徐渭集》, 中華書局1983年版)
注釋 ①代集——徐渭因坎坷不遇,積郁成狂,于病狂中疑殺其妻,被捕下獄,在獄中整理自己的文稿時,將代人寫作的文章編為一集,稱為代集。《代集》未單獨傳世,但其序與集中多數文章都可見于后人為他編輯的文集中。②時義——對時政的見解。舊時銓試官員項目之一?!独m資治通鑒·宋高宗紹興三年》:“禮部員外郎虞沄請詮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p>
賞析 袁中郎為文長作傳,既為他的絕代才華所傾倒,也為他的命途多蹇而慨嘆:“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中郎深沉的嘆息表達了一代奇才被不公平的社會所扼殺的悲憤與惋惜,也是對文長有大才華而遭大不幸的悲劇人生的總結。這篇短文則是夫子自道其不幸。
文長困頓半生被捕入獄,對今生今世已痛感絕望之余,看到他為別人代作的、大量的文章,怎能不悲從中來、感慨萬千?
他想得很遠,也想得很深!
他首先想到“古人為文章,鮮有代人者。”因為“能文者非顯則隱”, 而“顯者貴”,他們的文章“求之不得”,怎么還會去為人代作?而“隱者高”,他們的文章“得之無由”,怎么能使之代人作文?或顯或隱,文長是從人的社會地位考慮問題。顯者高貴、富貴,隱者則清高、清雅,他們高超的社會地位,使他們的文章不可輕易為人所得,當然更不可能為他人代作。古人為文是個人言情、言志,是自己思緒、心意的真實流露。這就是文長對“古人為文章”的歷史的思考。
那么文長自己呢?他在現實中處于什么地位?文長能詩會文、善書善畫,且才華絕世,這本是人生的大幸。然而, 只因屢困場屋,八次鄉試均未中舉,他便被拋進了人生的死胡同,落得個“處于不顯不隱之間”的尷尬地位:沒有一官半職的窮秀才,當然說不上顯達,且實際社會地位是低下的;同時,他又不具備家資豐厚、能擺脫世事煩擾做一個隱士的條件。這樣的地位,“故人得而代之”了,一切的顯者、貴者、富者都可以讓他代作他們所需要的各種應酬文字、官樣文章。然而,為什么偏偏是“渭亦不能避其代”?這里有著文長未能說明或不便說明的更深刻的內涵。一是文長為生計所迫,不能不以此養家糊口。一是文長有真學問、真才華,他的才學別人能派上用場。浙江巡撫胡宗憲賞識他,以他為幕賓,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如果只是一個酒囊飯袋式的落第秀才,于顯者有何用處?胡公得白鹿,文長為之上表嘉靖,得到皇上喜賞,從此胡宗憲“一切疏記,皆出其手”,可謂遭際顯者,甚得嘉賞。不過,這對文長個人的人生歷程又有何補益?以后胡公得罪,文長也就丟了飯碗,還因怕牽連而惶恐終日。一個如此奇才, 自己的命運竟系于別人的沉浮與升降之中,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與悲哀。他怎能不深深慨嘆“渭于文不幸若馬耕爾”!他為文一生,如老馬犁田,辛苦萬狀,為他人代作,是不得其所。如果真要以馬喻之,文長是良馬、戰馬、千里馬,本應為自己建功立業馳騁沙場,然而,他的才學不能為自己開創事業,不能讓自己有聲有色地立足社會,堂堂皇皇地生活,只能賣文為活,被別人差遣,還常常衣不蔽體、食不裹腹。所以,他這“于文不幸若馬耕爾”的質樸感受,有著千斤的分量,不僅浸透著文長為生計而勞苦奔波的人生的辛酸,更飽和著千古懷才不遇的失意文人的悲憤、蓋世奇才落魄無依的憾恨!
然而,文長并不只想到自己,他還從自己切身的不幸遭遇中放眼社會, 因為像他這樣為人代作并非個別現象。這又是為什么?這是因為“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為古文詞,即有為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啟之禮,乃百倍于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原來是當時的科考制度造成了為官者寫作能力的衰退與低下,他們以舉業得官,卻連詩詞古文都很少能成吟成篇,而官場與社交的禮儀又日趨繁盛,就必然造成了“士之微而非隱者”為人代作的社會現象。所以文長得出結論: “故于代可以觀人,可以考世?!彼^觀人,是由大量的代作文字中,可以看見一個人是怎樣變成了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文字工具;所謂考世,則是從中可以看到官僚文人文化水準的低下,可以看到貧窮知識分子難言的精神壓抑、人生悲苦……
全文不到二百字,然而以代人為文為軸, 由遠及近,由古人想到自身,又由個人思及社會,有事實、有感受、有議論,轉折有致,言簡意豐,既充滿了真摯充沛的感情,更飽含著深厚的歷史感。真不愧奇人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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